儒家和道家都没有否定君主的存在。儒家君主论讲,“天生民而树之君”,不对君主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任何质疑;法家君主论对君主产生的历史论证最具理性色彩,从逻辑上根本无从反驳。老子没有从正面论述“有君”还是“无君”。不过从他“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和多次提到治国之术来看,他的政治理论是以“有君”为(隐性)前提的。只有庄子彻底否定了君主存在的理由。庄子眼中的“治世”正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群居阶段。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后起政治现象的君主制度根本无从谈起。庄子否定了此后所有历史的发展,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产生的合理性。在哲学上,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在老子那里,“道”是无为政治的哲学基础,对现实有一种指导意义。在庄子这里,“道”就是实际的政治内容。“道”本是一片混沌,无形无体。所以政治就是一切空无。那么君主的出现就是不正常的,是对“道”的反动。庄子的这种对君主历史和哲学上的双重否定,同韩非对君主的双重肯定分处在对立的两极。庄子进一步把社会的动荡混乱同君主联系在一起,“圣人生而大盗起”132。似乎正是“圣人”(君主)的产生带来了社会的变乱纷争,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如何结束痛苦,重回快乐之乡?“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133。庄子对君主的批判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激进的。散见于其他思想家著作中的隐者对现实君主的批判是一种道义上的指责,唯独在《庄子》中,这种指责发展成对人身的直接攻击:“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134
如此激烈的言论很容易让人觉得庄子是一个彻底的无君论者。也许在庄子的内心深处果真如此。但他在否定君主存在的理由的同时,又为君主的现实统治作了精心设计。“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135。这“不得已”蕴含了庄子对自己内心原则无可奈何的背离。通常的评论认为庄子是一位失意的士人,他对现实的激烈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酸意的嘲讽。这种评论有它的道理。在战国这样一个毫无确定性的年代,庄子不可能没有对现实的功名利禄的隐隐冲动。但这种评论又看低了庄子的人格:庄子确实是要真心超越现实的哲人。这种超越中蕴含了一个永恒的悖论。
庄子属于那种天生就有浓厚宗教气质的人;这种气质是指对人类终极处境的关怀。对人类结局的天才预见促使他们追求一种大彻大悟的思想境界,与此同时,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受到现实的羁绊。就其个人而言,凭借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心境完全可以获得永恒的超越;但对人类真诚的关怀又使得他们不忍心实现纯粹个人性的解脱。耶稣讲:“The spirit truly is ready, but the flesh is weak.136/心确已准备好了,而身依旧软弱的”。这“软弱”固然包含了对尘世财富、声名和**的留恋,更重要的则是不愿意求得自身完满而抛弃了深陷在苦痛中的芸芸众生。耶稣怎能不知末日审判根本无可避免,而早日脱身,回到天国的父身边;庄子又何尝不清楚人类发展毁灭性的结局,从而远离尘嚣,做一个无何有之乡的处子真人。但在出世的同时更有一分对现世的责任与担当。像他们这样的“宗教人”(Men with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始终在出世入世之间摇摆:一边是永恒超越的强烈冲动,一边是拯救现世的使命感。天性使得他们无法做出单一的选择,只好把二者一同接纳。混容给他们的性格中添加进悲剧性的因素。
庄子可以把自己的君主论改造成完全入世的,使自己要么成为儒家那样的道德猛士,要么成为法家那样的君主的谄媚者。这意味着彻底放弃超越原则;庄子无法这样做。他还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改造成完全出世的,一劳永逸地解决内心的矛盾与彷徨。但他能舍下还在痛苦中挣扎的大众吗?他只能提供一套折衷的方案:“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不得已”下的“莫若无为”是一种妥协;妥协的代价就是对“无君”的一定程度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