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三教九流

墨家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 。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人”（有争议，一说山东人，一说河南鲁山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曾担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历史背景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文学艺术

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深深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南北朝以来的《搜神记》、《酉阳杂俎》、《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与道教密切相关，唐宋传奇《枕中记》、《太平广记》等包含大量的道教元素。唐诗受道教渲染形成了古奥华丽的风格，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十分突出；明清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蕴含道教神学思想，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此外还有独特的道教文学形式被衍生出来，如李白的游仙诗、明朝盛行的青词，以及《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当代流行的修真小说以丹道为主题，玄幻小说、盗墓小说、仙侠小说也与道教紧密相连。 “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赵孟頫、黄公望、祝枝山、徐渭、朱耷、郑板桥等书画家都是道教徒，其作品深受道教思想浸润。道教音乐的曲调、唱腔促进了音乐戏曲的发展，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都充分汲取其营养。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堪舆道术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

国民性格

道教对国人的性格心理、伦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周作人认为：“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国人刻苦磨练、知行合一，为求道得道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求真务实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仁义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准则，道教既奉行“尊道贵德”，又提倡“忠孝仁义”，把道德践履作为修仙条件，积极推广传播各种劝善书，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道教大力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民族凝聚力。

民间信仰

许地山认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道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教对民间信仰的一些内容进行吸收、改造，并将其重返民间来深刻影响民间信仰。道教积极“收编“民间俗神、吸取神话传说，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如盘古、女娲、关公、妈祖、观音等，使民间信仰融入浓厚的道教色彩。 道教影响着明清时期兴起的民间宗教，各种民间宗教的最高神“无生老母”源自《道德经》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真空家乡”的世界观借鉴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修炼方法来自于道教内丹学，并承袭了道教的信仰方式和组织形式。中国的民俗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道教信仰深深积淀在传统民俗里，影响着信仰习俗、祖宗崇拜、节日习俗、娱乐习俗和方术活动。本命年拜太岁，祭祀先人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放鞭炮、接财神、拜天公、闹元宵，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 道教与各种方技术数都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道教的理论、神仙、法术、科仪深刻影响着玄学方术。

鲁迅曾作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

学术思想

郭沫若认为：“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32] 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高道陈抟，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处处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了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 两千年来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地进行互动。东汉时期佛教被人们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方法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

政治经济

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西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

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统治服务，祈求国家长治久安，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唐宗宋祖尊崇扶植道教，明朝盛行崇道之风；另一方面，民间道教经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从汉末黄巾起义、南北朝李弘起义，到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各种起义络绎不绝，“替天行道”成为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道教与兵家有渊源关系，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

叩拜礼仪
道教礼仪源自《周礼》，涉及宗教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包含叩拜、供养、诵经、戒律、服饰等内容。信众对常人行拱手礼或作揖礼，而对神仙、真人则行叩拜礼，以示特别尊敬。道教叩拜方式分为一礼三叩、三礼三叩、三礼九叩三种，其基础是拱手礼和作揖礼。拱手礼亦称为抱拳礼，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礼仪，两手相抱，举于胸前，立而不俯；另一种是左手抱右手，负阴抱阳、蕴含五行，内掐子午诀，外呈太极图。作揖礼动作为：一面躬身，一面抱拳，自下而上，向人行礼。

宗教节日
各洞神仙圣诞、得道之日，皆为道教节日。道教节日既传承上古华夏民俗，又与中国传统节日密切联系。主要节日有：三清节：冬至日元始天尊圣诞，夏至日灵宝天尊圣诞，二月十五道德天尊圣诞。三元节：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鬼节），十月十五下元节。五腊节：正月初一天腊之辰（春节），五月初五地腊之辰（端午节），七月初七道德腊之辰（七夕节），十月初一民岁腊之辰，十二月初八王侯腊之辰。诸神圣诞：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圣诞，二月初三文昌帝君圣诞，二月初六日全真道始祖东华帝君圣诞，二月十九慈航真人（观音）圣诞，三月廿八东岳大帝圣诞，三月初三王母娘娘圣诞、真武大帝圣诞、轩辕黄帝圣诞，三月十五玄坛财神圣诞，三月廿三妈祖娘娘圣诞，四月十四纯阳祖师圣诞，四月十八碧霞元君圣诞，六月廿四关圣帝君圣诞，九月初九斗姆元君圣诞、重阳祖师圣诞（重阳节），十一月十一太乙天尊圣诞。其他节日：正月初五接财神，祭祀祖先清明节，六月十九观音成道，八月十五嫦娥奔月（中秋节），腊月二十三祭灶节（小年）。

道教服饰
冠服：道士平时穿戴的冠裳和免簪帔以及在斋醮仪式中穿着衣帔的总称。早期道教对于冠服之规定甚为简单，从南朝刘宋陆修静起，道士的冠服制度趋向严格，冠服区别愈加明显。据南北朝《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私》卷五，对各类道士的冠服作了明确规定。书称：“服以象德仪形，道士女冠，威仪之先参佩经法，各须具备如本法，不得叨谬。违夺算三千六百。”唐道士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中的道士冠服分类已趋简化，按法派分为六类。

道教称谓
在历史上，随着各朝代文化的影响，道士修行程度和教理造诣，以及担任的教职，配以相关的称谓，择要简述如下：方丈：对道教十方丛林最高领导者称谓，亦可称“住持”。方丈是受过三坛大戒，接过律师传“法”，戒行精严，德高望重，受全体道众拥戴而选的道士。监院：亦称“当家”、“住持”。由常住道众公选，为道教丛林中总管内外一切事务者。当监院大任者，必须才全智足，通道明德，仁义谦恭，宽宏大量，弱己卫众，柔和善良，明罪福因果，功行俱备。知客：负责接待参访及迎送宾客，《三乘集要》记载：“知客应答高明言语，接待十方宾朋，须以深知事务，通达人情，乃可任也。高功：指那些德高望重，精于斋醮科仪，善于踏罡步斗，沟通神人，代神宣教，祈福消灾，拔度幽魂，主持斋醮法会的道士，是经师的首领。道人：最初与方士同义，最早出现于《汉书·京房传》。道教创立后，道人一词曾专指道士。南北朝时代，则以道人专指沙门，而区别于道士。唐朝以后，又以道人泛指有道术之人，或指道士。道长：是当今教外人士对出家道士的尊称，而不是职称。法师：精通经戒、主持斋仪，度人入道，堪为众范的道士，叫法师。精通道法，能养生教化，为人师表者叫法师。炼师：起初多指修习上清法者，后泛称修炼丹法达到很高深境界的道士。祖师、宗师：各道派的创始人曰祖师；各派传道的首领称之为宗师。真人： 通常尊称那些体道大法，道行高深，羽化登仙的道士。黄冠：早期道教徒崇尚黄色，故世人根据道士衣冠颜色，称道士为黄冠。羽客：亦称“羽士”、“羽人”。以鸟羽比喻仙人可飞升上天，引申为神仙方士，进而专指道士。后世道士多取以自号。先生：道士的尊称或谥号、赐号。居士：信奉道教的俗家信众。
道教不仅明文规定了各种修持戒律，也在祀神、修真、拜师、斋醮、参访、饮食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禁忌。
四不吃：道教徒不吃四种肉食——牛肉、乌鱼、鸿雁、狗肉，因为牛、乌鱼、鸿雁、狗分别代表忠、孝、节、义。
道不言寿：道教重生恶死，忌讳询问年龄，所以问老道长高寿是不礼貌的行为。
戊不朝真：道教逢阴历天干为“戊”之日(戊子、戊戌、戊午、戊寅、戊申、戊辰)，不烧香、不诵经、不朝拜，不建斋设醮。

道教的常念圣号是：福生无量天尊。

主要派别
根据法术原理，道教可以分为上层丹鼎派和下等符箓派，即全真道和正一道，这也是各种道派经过上千年的分化合流的结果。[20] 全真道亦称为全真教、全真派，是由王重阳于北宋末年建立的钟吕丹鼎道派。全真道建立了传戒和丛林制度，要求道士出家住观修行，不鼓励娶妻，不茹荤饮酒；其教以三教圆通、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21] 其修炼要旨是清静无为，去情去欲，修心炼性，养气炼丹，以含耻忍辱为内修真功，以传道济世度人为外修真行，功行两全，证圣成真，谓之“全真”。经邱处机的推动而壮大了全真道，现为世界道教主流宗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清静派、三丰派、老华山派（陈氏堪舆派）、金丹南宗等支派。[22] 正一道正式形成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鞑子册封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以扶乩巫蛊等迷信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正一道士中相当一部分有家室，不住宫观，吃荤饮酒，不守戒规。此外还有许多民间道教派别，如福建三一教、香港先天道、台湾一贯道、韩国天道教、越南高台教、东南亚德教等。

中国道教协会
是全国道教徒联合的爱国宗教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宗旨是兴


办道教事业，传扬道教文化，发挥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道教协会总部位于全真龙门派祖庭北京白云观，中国内地省、自治区一级的道教协会有27个，市、县道教协会300多个。港澳台地区和一些海外国家也建立了很多道教组织。[23] 1912年，北京成立了以全真派为主的“中央道教会”，此为道教界筹划建立近代式教会组织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全国道教界成立了仍以全真道为主流的中国道教协会，此后各地又陆续成立了地方性道教组织。

玄门弟子
道教弟子大致可以分为信士、居士、道士、法师四类，民间道教人士还有方士、术士、隐士等。信士是指没有经历正式的宗教认定仪式的信仰者；居士是指皈依道、经、师三宝并受持全真五戒而获得皈依证的正式弟子；道士是指经受全真冠巾和获得道士证的神职人员；法师是指修习科仪奥秘并在斋醮法事中担当领导角色的全真高戒位和拨过职的道士。[24]

斋醮科仪
在宫观中，人们常常看到道士们身着道袍、手持法器、演奏仙乐、吟唱道曲，在坛场翩翩起舞，这就是斋醮科仪，亦称为道场、法事、科教。“斋”指斋戒洁净，“醮”指祭祀祈祷，斋醮即供斋醮神，以求福免灾，其法为清心洁身、筑坛设供，书表章以祷神灵。斋醮是包罗方技术数、礼仪舞蹈、道具法器、书法绘画、道教服饰和道教音乐的综合艺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斋醮科仪分为阳事和阴事，即清礁和幽醮。清醮有祈福谢恩、却病延寿、祝国迎祥、祈晴祷雨、解厄禳灾、祝寿庆贺等太平醮之类的法事。幽醮有摄召亡魂、沐浴度桥、破狱破湖、炼度施食等济幽度亡之类的法事。另外，宫观道众每逢朔望之日、重要节日、祖师圣诞，都要举行祝寿、庆贺等典礼，这些常行的仪规统属斋醮科仪。在道教官观内，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身着金丝银线的道袍，手持各异的法器，吟唱着古老的曲调，在坛场里翩翩起舞，犹如演出一场折子戏，这就是道教的斋醮科仪。俗称“道场”，谓之“依科演教”，简称“科教”，也就是法事。

道教是典型的多神教，神系纷繁复杂，神祇数量极多。“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教主要有四大神系：正统道教神系，民间信仰神系，上古神话神系，神魔小说神系（基本无用）。在道教中，“神”指先天自然化生之圣，“仙”指后天修炼得道之人。人们通常将神、仙二词合用或混用。正统道教之神称为“尊神”，民间信仰之神称为“俗神”，神魔小说中虚构的神仙一般不列在道教供奉范畴之内。

三清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与教主：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总称为“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三清三位一体，是“道”的化身。《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元始天尊象征“天地未形，万物未生”的“无极”状态，灵宝天尊象征“混沌始判，阴阳初分”的“太极”状态，道德天尊象征“冲气为和，万物化生”的“冲和”状态。元始天尊造化天地，为龙汉祖劫玉清教主；灵宝天尊度化万物，为赤明中劫上清教主；道德天尊教化世人，为开皇末劫太清教主。道德天尊亦称为“太上老君”，圣人老子是他的第十八个化身。

玉帝

玉皇赦罪天尊是众神之帝，全称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金阙云宫九穹历御万道无为通明大殿昊天金阙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玉帝统御所有仙佛神圣、人龙兽异、妖魔鬼怪，总管三界、四生、六道、十方的一切生老病死、兴衰成败、吉凶祸福。玉帝也是儒教的最高神——昊天上帝，还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高神——天，民间尊称为上天、苍天、昊天、皇天、天帝、天公、老天爷等。

四御

四御是辅佐玉帝、代天行化的四位天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南极长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后土娘娘）。统御万天的昊天玉皇上帝、统御万地的后土皇地祇、统御万类的东极太乙天尊青玄上帝、统御万雷的西极勾陈上宫天皇大帝、统御万灵的南极长生大帝、统御万星的中天北极紫微大帝合称为六御（六合），代表宇宙广袤无限的空间。[13] 此外还有东王公、五方五老、三十二天帝等天帝。

诸星曜神

斗姆元君：北斗众星之母，接引众生，超离诸苦
四方之神：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南斗六星君：司命星君，司禄星君，延寿星君，益算星君，度厄星君，上生星君
北斗七星君：贪狼星君，巨门星君，禄存星君，文曲星君，廉贞星君，武曲星君，破军星君
九曜星君，二十八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琼台女神

王母娘娘：女仙领袖，理宇宙之阴气，养育天地
碧霞元君：泰山女神，掌管人间善恶，普济群生
妈祖娘娘：中华海神，保护航运，尊称天妃天后
九天玄女，百花仙子，送子娘娘，慈航真人，三霄娘娘，骊山老母，紫虚元君，眼光娘娘

文化之神

文昌帝君：掌管功名利禄，护佑文风昌盛；
大魁星君：司职考试功名，庇护独占鳌头[14] ；
天枢上相：姜子牙，张良，诸葛亮，魏征，文天祥，刘基；
中华十圣：酒圣杜康，文圣孔子，史圣司马迁，医圣张仲景，武圣关羽，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
儒家四圣：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亚圣孟子；
诸子圣人：孙子，墨子，鲁班，邹衍，荀子，韩非子，董仲舒，颜廷利，韩愈，包拯，朱熹，王阳明。

道教认为，道经是三清天尊——三洞教主为拯救宇宙众生，使用自然妙气书写的先哲圣典。道经藏于“七宝玄台”，神仙通过乩仙降笔等方式将经书传授给高道名士，再由他们传播布道于世间民众。道教经典卷帙浩繁，包罗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法术、斋醮科仪、传道弘道与风水推算等各方面内容。

基本经典

四大基本经典	老子《道德经》	《黄帝阴符经》	《周易参同契》	《周易》
道教四子真经	《南华真经》	《通玄真经》	《冲虚真经》	《洞灵真经》

重要经典

早期经典	《太平经》	《老子想尔注》	《上清大洞真经》	《正一经》	《灵宝经》
修炼经典	《黄庭经》	《心印经》	《坐忘论》	《悟真篇》	《化书》
度人经典	《度人经》	《玉皇经》	《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	《北斗经》	《玉枢经》
法术经典	《黄帝内经》	《奇门遁甲》	《皇极经世书》	《麻衣神相》	《果老星宗》
宗师 　　著作	《文始真经》	《抱朴子》	《重阳立教十五论》	《邱祖全书》	《龙门心法》
劝善 　　经书	《太上感应篇》	《关帝觉世真经》	《吕祖说三世因果经》	《文昌帝君阴骘文》	《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
相关 　　经典	《黄帝四经》	《六韬》	《鬼谷子》	《墨子》	《河图洛书》
	《淮南子》	《孝经》	《般若心经》	《吕氏春秋》	《韩非子》
早晚功课	《清静经》	《护命妙经》	《度厄真经》	《心印经》	《八大神咒》
	《诸真宝诰》	《灵官咒》	《邱祖忏文》	《土地咒》	《祝寿文》
	《三皈依》
晚坛 功课	《救苦妙经》	《得道真经》	《拔罪妙经》	《诸真宝诰》	《报恩宝诰》
	《十二愿》	《结经偈》

明朝诸帝都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明太祖推崇城隍和土地，在全国各地建设了成千上万座城隍庙和土地庙；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全真道士张三丰及其门派极为尊崇；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都任命道士为礼部尚书；明世宗以奉道为首务，宠信道士，热衷方术，爱好青词，使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382年，明太祖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并正式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分全真、正一两种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全真道、正一道两层次的道教。全真派隐仙张三丰强调“三教归一”，提出了筑基修性、还丹修命的内丹学。[8]  张宇初效仿全真宣扬“三教合一”，申明道统源流、整顿不良道风，竭力将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但收效甚微。正一道“嗣汉真人”在民间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到了第46代正一真人张元吉，据《明史》记载：“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处死刑。

明朝道教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和民间化。陆西星、伍守阳发展了内丹学说，使丹道修炼走向民间。罗梦鸿融通佛道创立罗教（无为教），提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教义、神仙谱系、丹道法术为其吸收。道教对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末四大高僧都有很大影响，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三一教（夏教）。在文艺领域，出现了大量以神仙鬼怪为主题的神魔小说和戏曲剧目。明朝道教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科仪方术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供奉老君、玉帝、真武、三官、文昌、关帝、娘娘、城隍、土地等神仙的宫观祠庙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田野。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抑制程度较为宽松，雍正是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将正一教主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以后的清朝皇帝对正一派限制不断加强。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西方思潮入侵，正一道更是江河日下。清朝正一道地位很低，其中娄近垣是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
全真龙门派方丈大律师王常月祖师，提出了“戒行精严”的修道思想，开创“龙门中兴”，促进全真道复苏。全真道在阐发内丹学方面最是成绩斐然，有闵一得、刘一明、李西月、柳华阳等学者。清朝中后期，吕祖、妈祖、关帝、文昌、财神等各类民间信仰盛行，各种民间宗教也延续了明末的热潮，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混元教等教派层出不穷。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真人封号和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使道教思想受到极大冲击，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又沉重打击了张天师，正一教衰落得无以复加。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张陵第63代传人张恩溥遗弃正一祖庭龙虎山，随蒋潜逃台湾。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道教学者是全真龙门派居士陈撄宁，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神仙学”理论，意在促进道教与时俱进。

中晚唐和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兵祸道教相对低迷，中晚唐的统治者延续尊本崇道政策，五代十国也有帝王信奉道教。其中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尊道最为突出，同时也采取了废除佛教的政策。此时一些道教学者为维护道教信仰而不懈努力，上清派杜光庭对老学研究、神仙学说作了总结，修订完善了斋醮科仪；全真祖师钟离权和吕洞宾的《钟吕传道集》促进了内丹学说的兴起；著名高道还有彭晓、谭峭、罗隐和韩国人金可记等。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政策，宋太祖和宋太宗为此奠定了基础。宋真宗和宋徽宗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北宋时期符箓道法兴盛，以高道众多的茅山宗实力最强盛。内丹学经过全真教的陈抟、张伯端等真人的发扬而流行，陈抟在易学、黄老、内丹三方面都颇有建树，全真道南宗祖师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

12世纪中原地区，不愿与金朝统治者合作的汉族士人在山东、河北建立了新道教：辅极帝君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继承了钟吕二人的金丹法脉，并以“三教合一”、“全精、全气、全神”和“苦己利人”为特点，并逐渐包容合并了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和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开启了道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基本一致，宋理宗积极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张继先的“正一雷法”，得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宠幸。另外，此时还衍生出了王文卿的神霄派、雷时中的天心派、黄舜申的清微派、宁全真的东华派和何真公的净明道等新道派。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

元朝前期，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真人以74岁的高龄，自山东昆嵛山西游35000里，在中亚机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就了“一言止杀”的历史性创举与汉蒙佳话，获得成吉思汗崇奉而呼之为“神仙”，拜之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期，道门兴旺，宫观遍地。元朝统一全国后，全真道南下传教，并与金丹南宗交流丹道。两派有着共同的内丹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得到共识，元惠宗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为一。真大道也融入全真道。1277年，蒙古人册封张陵及其历代子孙为“天师”，命张宗演“领江南道教事”。茅山宗、太一道、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等符箓道派继续发展，宣扬“儒道合一”“忠孝净明”的净明道也在江西流行。1304年鞑子元成宗扶植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建立。.

魏晋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和下层民间符水道教。茅山道人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老庄玄学盛行，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364年，上清祖师杨羲得南岳夫人魏华存授予《上清大洞真经》等天书玉册，传承上清派；同时期，葛巢甫传承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的道教，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得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江南地区流行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的天师道。
北魏太武帝时期，封建史上第一位被皇帝承认的的天师——寇谦之，称奉太上老君之命，以去除“三张伪法”（张陵、张衡、张鲁）和礼教为原则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所以北朝历代皇帝都得临坛受道家法箓，老氏之教大行于天下；南朝宋文帝时期，上清派传人陆修静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天师道进行改造。寇谦之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南朝梁时期，茅山大宗师陶弘景继续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广大了茅山上清派，使之成为今后的道门正统。
佛教初来中土时有意和道家（道教）保持一致，而最早依傍道术而流行。佛教主要吸收道家义理与道教方术，而后在北魏僧人昙鸾亦曾从道教真人陶弘景学习“长生术”，唐代佛教禅宗思想的确立，也受到当时皇室推崇道教——老庄思想盛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
隋朝实行佛道并重政策，隋文帝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苏元朗开启了内丹学说，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
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搜集晋魏时期隐流、秘传的道书，普传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让道教回想黄老的辉煌时代，剔除天师道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使道教在偏离道家之后，再次对道家的回归。如果说寇谦之对道教改革未完成与彻底，那么唐玄宗时期基本已经完成，道教发展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盛唐高道辈出，孙思邈的《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李淳风的《乙巳占》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的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茅山派宗师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的《坐忘论》、《天隐子》、《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宗玄先生文集》、《道德真经广圣义》等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道教学者对教义、修炼、斋醮及科学技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以终南山少阳派（全真道前身）、茅山宗为道教主流。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唐代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道教教祖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以“道”为基点建立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教徒所继承发扬。战国中期的齐国兴盛起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教，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所兼容，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与内容，被道教涵盖；《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先秦道士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黄老道教的《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

禅宗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於佛陀在灵鷲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後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於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後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於中唐後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後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今日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净土宗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於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後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亦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简单易行，彻上遍下，无所不宜，故流传广远，历代不衰，至今仍弘传兴盛。近代台湾以广钦、煮云、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

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著《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著《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後，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後，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律宗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律师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律宗，怀素所开东塔律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後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馀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真言宗
　　此系汉传纯正密教，由开元三大士所传之如来正密。非藏传，盖因八大宗派形成或完善在唐代，是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而西藏旧称吐蕃，非我大唐国土。因此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自无其吐蕃之份，不可不知。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教或真言宗。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後，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

龙树（即龙猛）－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真言宗在唐会昌法难后即受到严重打击，唐末战乱更是将其彻底毁灭，故真言一脉在中国断绝一千两百年之久。如今，庆幸的是惠果大师有先见之明，故将法脉传给日本空海大师，大师归国后大弘真言密教，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是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总本山）。

唯识宗

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于中夜从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国之禅堂，说《瑜伽师地论》；无着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师事护法之门人戒贤，具禀本宗之奥秘。返唐后，翻传本宗经论，弘宣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宝、玄应、玄范、辨机、彦悰、圆测等为著名。其中，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着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而窥基绍承玄奘之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盛张教纲，世称慈恩大师，着有《瑜

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合称为唯识三疏。日本之智凤、智雄、智鸾、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门，均有所承学。其后，以禅及华严等宗勃兴，本宗教势顿衰，宋代以后稍见复兴之迹。至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

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南寺传；元正天皇灵龟三年（717，一说二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返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北寺传。日本法相宗为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最有势力之宗派之一

本宗之传承：释尊→弥勒→无着→世亲→陈那→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窥基

至于法相宗（或瑜伽宗）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解深密经》与《瑜伽师地论》。其根本经典，根据《成唯识论述记》，则为“六经十一论” ：

A、 六经

1． 解深密经

2．华严经

3． 密严经（又名厚严经）

4．楞伽经

5． 如来出现功德经

6． 大乘阿毗达磨经（最后二经未译成汉文）

B、 十一论

1． 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说）

2． 显扬圣教论

3． 大乘庄严经论

4．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5． 摄大乘论（以上无着菩萨造）

6． 辩中边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

7． 分别瑜伽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此论未传译）

8． 唯识二十论（世亲菩萨造）

9． 十地经论（世亲菩萨造，系解释华严经“十地品”者）

10．集量论（陈那菩萨造、义净译、已亡佚。系因明学之论典、发挥现比二量、及识之三分说）

11．观所缘缘论（陈那菩萨造）

此可知，瑜伽宗的根本经典，其中之六经是佛说；其十一论，则为菩萨说或造，包括弥勒、无着、世亲、陈那等。

最后，从瑜伽宗的根本经典之六经来看（，除了最后二经中土未译外，其余四经（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皆是所谓“性相圆融”，亦即，有性有相，并非纯是法相之学。更有进者，这四部经同时也是性宗的根本经典；尤其是楞伽经，更是禅宗达摩祖师传以印心的（直到六祖改成金刚经）。可见，即使在禅宗的正法眼藏用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是性相圆融、性相不分的。不但性相不分，而且也是显密不分的：因为华严、密严、解深密、乃至楞伽也是显密二教所共尊的。然而其后，以众生根器转钝，不堪受持全体大法，因此分门修学，各擅其长。然而依法之本源与发展来看，此系不得已之事，并非法本有分派，而实系人根器转浅所致：并非法有二种、三种或多种；种种法教实系如来法身之一体；众生不堪全体大法，故别受其部分之法。然其要者，若欲求无上菩提，切莫以自所修学之一部分法，或性或相、或显或密，执摸象之解而言：“这就是如来法的全部！”因而得少为足，甚或是自非他，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互相攻讦（jié），诤斗、如是即是迷人，枉受辛勤，不入正理.

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著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且更完善，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於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後，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後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後，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三论宗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槃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蘇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後，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後，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於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於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於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馀年，精通梵、汉，先後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馀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於巅峰。此後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
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佑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文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致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佛教发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馀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於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後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祐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於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後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於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後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後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後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於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於佛教。其後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於皇帝。此後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巖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并修的风潮。

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於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後，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後，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於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於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於洪、杨等人作乱，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十馀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祸患非但不亚於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後，由於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甦之迹，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後，即废止後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後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後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於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後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於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於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馀各宗渐没。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於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〇〇)，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馀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於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於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後，於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馀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於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於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後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後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於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於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馀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馀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後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著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後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於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著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著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