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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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剽悍的游牧民族
     
     西夏是指党项（xiāng）族在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西夏后期，锐不可当的蒙古铁骑曾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却在西夏国门前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而毙命。后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投降，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将西夏宫殿、史册付之一炬。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遭遇灭顶之灾。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西夏还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黑城的发现
　　
　　在史学界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研究西夏文化，请到俄罗斯!”

　　西夏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那为什么研究它的文化历史却要到万里迢迢之外的俄罗斯寻找答案呢？这并不是因为西夏人在亡国之后流亡到了俄罗斯，而是由于那里珍藏着无数的西夏珍宝，有瓷器、有金玉、有图书等等。在俄罗斯的珍贵的西夏文物甚至比国内的还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要从一座消失了的古城——黑城说起。

　　在内蒙古的最西端阿拉善盟额济纳河下游的东方、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有一座残存的古城遗址。遗址呈长方形，周长约1公里，四周有残存的城墙。在东西两面的城墙中设有城门，并筑有瓮城。这些城墙虽然已经历经千年的大漠风沙，残存下来的仍然有10米之高。城墙为夯土板筑，内有横木、绳索和荆棘相勾连。成池的内部有街道、房屋、墙壁在黄沙中露出头来。在城外的西南方向，还有一座礼拜堂完好无损的屹立在荒漠之中。这座礼拜堂呈蒙古包顶，壁龛样式的清真寺造型。城墙西北角，有5座高低不等的覆钵式佛塔，十分惹人注目。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

　　黑城是北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的古都，也称黑水城，党项语叫“亦集乃”。黑城蒙古语意为“哈日浩特”，是西夏国一个繁华的边镇和驻军重镇。西夏国王李元昊为了巩固国家的边防，在这里设置了兵强马壮的“黑山威福军司”。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黑城由地位很高的王公戍守。黑城繁盛时，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遮天蔽日的黄沙景象。那时，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林木众多，人们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西夏灭亡后，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公元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攻破黑城，黑城就从此废弃了。

　　西夏国都兴庆府被蒙古大军攻破之后，黑城尚未失守，其间西夏国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和金银财宝被转移到黑城，并在此掩藏，从此丰富多彩的宝藏故事就开始传播开来。

　　民间传说引来了无数的盗宝者，黑城闻名于世就是因为探宝而意外发现的文物引起的。

　　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宁是第一个来到黑城的现代人。他在额济纳河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黑城遗址。他的到来揭开了一个古国文明的神秘面纱，但也给这个古国的文明带来了灾难。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城，买通当地王公，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掠夺了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古籍数千种，征用了近百峰骆驼才得以把这些文物运走。这些文献书籍中，仅罕见的书籍就达34种。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书稿。科兹洛夫将这些典籍运回了俄国彼得堡，分别珍藏于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轰动了全世界。科兹洛夫为了炫耀他到中国“探险”的功绩，写了本名为《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的书，书中写道：“他赠送给探险队一大批收藏品，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纸卷、手稿，约有300多幅画在亚麻布，细绘料和纸上的佛像……，很有价值，体现了不同文明程度的金属铸像和木雕泥塑、画板、塔的模型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哈拉浩特遗址度过的几天中，探险队总计得到下列各种物品：书、文字。纸、金属钱币，妇女装饰、若干家庭用具和日用品，佛像之类的东西；在数量上，我们收集的考古资料装了10个普特重的邮箱。”一普特相当16公斤，也就是说，科兹洛夫第一次盗掘了160公斤重的我国西夏文物。

　　科兹洛夫在黑城的盗宝之举吸引了更多的盗宝者来到这里，以各种名义挖掘地下深埋的宝藏。从此，黑城就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盗掘之中。

　　1915年，英国人奥莱罗?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以“探险”的名义来到黑城盗宝。经过了一番挖掘之后，他和他的探险队发现230册珍贵的汉文古籍和西夏文书。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雷勒斯?杰恩又在黑城进行了10天的发掘工作。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带领的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城掘得一部元刊本《大藏经》。1930~1931年，中德西北考察团发掘出10000多枚居延汉简，现在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就这样，一座反映西夏古代文明的以及周边国家文明的巨大图书宝库被肢解了。

　　在黑城遗址，我国发现了最多、最完整的西夏文书资料，如西夏的《天盛改定新律》、《官阶封号表》、《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元朝的统治者在攻克西夏国都后，肆意烧杀掠夺，涂炭生灵，西夏的许多珍贵典籍横遭劫灭。而元朝统治者更是对西夏历史不屑一顾，编修《宋史》、《辽史》，却偏偏不修西夏史。西夏的历史、文明从此被黄沙掩埋，几乎遗亡。

　　在西夏王国灭亡的时候，黑城却由于远离西夏的统治中心并接近蒙古草原而没有遭到破坏，书籍文献也没有被烧毁。黑城众多西夏文献、文物的面世，弥补了西夏历史文化的断层遗憾，把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西夏历史、文化，1982~1983年，我国专门组织了联合考古队，正式对黑城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这次挖掘中，考古学家们根据黑城的遗址摸清了城市布局，并发现了大量文书和其他文物。这些文书汇聚了我国的许多民族语言，也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历史学家们通过对出土文献中的整理研究，发现了很多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信息，还根据出土的西夏文字文书解读了西夏文字，为研究西夏、元朝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活跃在贺兰山的强大帝国
　　
　　在我国西北的贺兰山一带，曾经活跃着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他们把贺兰山奉为神山，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寺庙殿宇。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支党项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势之大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中原汉族王朝的统治。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党项族本来生活在青海东南部，到南北朝时逐渐发展壮大，强盛起来。唐时，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赐予党项族首领拓跋赤辞李姓。党项族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便在唐朝统治者的许可下迁往内地。经过上百年的稳定发展，党项族的各部族形成了几块统治区域，分别是以夏州为中心的平夏部，庆州陇山以东的东山部，横山地区的南山部等聚居地。这些党项部族都臣服于唐。

　　在唐末的动乱中，党项族的部队因为骁勇善战而被唐政府征到甘肃一带剿灭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并因为剿匪有功而受到唐朝的封赏。唐授予党项族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州等五州地区，进爵夏国公。在此后的200年中，党项族一直控制着贺兰山的兵权。唐朝灭亡后，党项臣服于后来的宋朝。他们占据了贺兰山一带的广大领土，并凭借山脉的险峻为坚守的阵地。宋朝实行消弱藩镇势力的军事措施，这些措施严重威胁到了党项的统治，迫使其献出五州领土。但是，党项首领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夏州定难军管首领李继迁利用宋朝其周围辽国的矛盾关系顺利的收复了旧有的领土。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他采取倚辽和宋的策略，即向辽、宋称臣。这样党项既能获得宋朝的赏赐，又能依靠辽国的威势牵制宋朝。宋、辽统治者对李徳明的政策十分满意，争相为他加官进爵。他还带领党项部队向西进军掠夺吐蕃的战马和财物，向北收服了回鹘的精锐部队，使部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大增。
李徳明死后，李元昊继位，他就是西夏的开国之君。李元昊为了使党项族的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增加军事力量，就在民族内部采取了许多提高民族意识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时对党项族的赐姓，改姓氏为嵬名，严令“国中袭用胡礼”，官民一律秃发、耳垂重环、“改大汉之衣冠”，确定民族服饰、简化袭用唐宋礼仪、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立蕃学等措施。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部落都团结起来，整个党项族也就更加强大了。

     党项族原本是以放牧、狩猎为生的民族，但元昊十分注重引进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发展种植业，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基本摆脱了放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元昊为了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大兴水利，并亲自主持修建了从青铜峡的引水工程。世人为了歌颂他的功绩，把这项引水工程定名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元昊见国家富强、兵强马壮、人民富足，就感觉到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为称帝做起了准备。他把兴州升为兴庆府，并在城内大兴土木，建设宫殿。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国号大夏。因为大夏国在宋朝的西面，中原文化中把大夏也成为西夏。元昊十分推崇汉族的政治制度，并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称帝后，元昊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这种请求当然没有得到宋朝统治者的批准，于是宋朝与西夏发起了战争。此时，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军心稳定，战士们各个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战斗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西夏的部队在1041年1042年与宋朝的两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大败宋军。面对强大的西夏军队，宋朝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承认元昊为夏国皇帝的要求。

     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灭掉辽和北宋后，西夏却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向其发动进攻。西夏在全盛时期，疆域十分广大，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抵大漠。随着西夏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使当时的中国版图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态势。

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在位10年，他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被自己的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死。但是，宁令哥并没有如愿登上帝位。他的叛逆行为致使满朝文武及全国的百姓都对他十分不满。宁令哥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帝位由年仅1周岁的小皇子继承。由于皇帝年幼无知，无法亲政，朝政由皇太后藏氏把持。西夏建国后的48年是国家的建设时期，这一时期西夏大力发展军队，开疆阔土。加上西夏的前几位君主都比较勤政爱民，因此，国力蒸蒸日上。之后，西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持续了将近100年的时间。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继位。他是西夏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长达54年。李仁孝强吸收汉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在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荣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期。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后，西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繁荣发展时期，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从继任的帝王开始，西夏就受到了外来军队的猛烈进攻。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组织了一支兵强马壮、战备充足的部队。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必然就会向周边的西夏发起进攻，而仁宗李仁孝的死正给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机。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从此两国战争不断。

     在战争的中早早期，由于蒙古军队长途跋涉而来，双方互有进退，可以说西夏还是处于上风的地位的，成吉思汗在攻城时也受伤后来不治而死。但是，这种胜利不但没能使西夏摆脱蒙古军队的进攻，而且使战争更为激烈。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蒙古将士们都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发誓要为成吉思汗报仇，在战争中表现更为英勇。1227年，蒙古的继任统治者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从此灭亡了。西夏共建国190年，从元昊算起经历了10位帝王，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西夏的人民在亡国后也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在长期的生活中与那里的人们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项族也被历史尘封了。

     西夏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西夏的后期在短短的20几年中就更换了5位皇帝。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盛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上层社会内部矛盾开始激化致使国力迅速衰退；不能有效的阻止蒙古大军的进攻。在西夏襄宗和神宗时，与金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冲突，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等。

     在蒙古大军进攻西夏之前，西夏统治者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生活在长期的稳定、安逸中，早已经忘记了前几任皇帝征战沙场的往事。随着社会的安定，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慢慢开始变得腐朽堕落。而且那时的西夏社会大行汉风，人们向往做那些风流倜傥的儒家雅士，不愿意在征战沙场。因此，在西夏的部队中，将帅人才出现了断层，军队戒备松懈，兵不习战，军事素质下降。  

     西夏在战争中还犯了战略性错误。为了得到部分领土，西夏的统治者与蒙古军队结盟，一同攻打金国，却忽略了金国灭亡后就会使自己单独面对蒙古军队，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在对金战争中过多地消耗了许多战斗力。当蒙古灭金后，很快就撕破了与西夏的战时同盟协定，转而向其发动进攻。西夏没有外援的支持，不能利用外部力量牵制蒙古的军队，失败也在所难免。在与蒙古军队作战时，西夏又犯下了严重的指挥错误。他们分散兵力，坚守城池，不能互相救助，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陷入了被动境地。蒙古大军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对西夏的城池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西夏剑，述说着先进的冶炼技术

     
     “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锘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蛟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这首诗是苏东坡得到一把西夏剑后，兴奋之余命晁补之做的赞美西夏剑的诗歌。诗中的“拔鞘”指的就是西夏剑的剑鞘，这把剑锋利的达到了吹毛即断的地步。

     西夏剑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在宋朝时与蜀锦、定磁、浙漆等并称为天下第一。就连堂堂的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把它带在身边把玩。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由此可见西夏剑的犀利与名贵。

     由制造精良，锋利无比的西夏剑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技术非同一般，在当时处于顶尖水平。西夏剑只是先进的冶炼技术的一个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制造得十分精良。史书记载，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 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 西夏的神臂弓“以糜为身，檀为销，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杀伤力很高。  

     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元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把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西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战争的需要外，西夏的农业发展也使政府大力地发展冶炼技术。西夏朝建国后，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

     在制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国王专门设置了“文思院”，用来“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因此，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 西夏金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冶炼技术。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黄铜的冶炼比青铜、红铜要复杂，所以不论是宋、辽，还是西夏，只在文献中有黄铜生产方法的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tōu）也”。古人说的“鍮” 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西夏铜器的制造，分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铜“为种种打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但是在具体制造过程中仅仅靠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是很难完成一件优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就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西夏的农具品种繁多，制作精良。1980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农具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极为复杂的冶炼技术，如出土的铁锅的制造工艺比现在的制造工艺还要复杂、考究。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技术，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个别方面甚至更为先进。

     除了在冶炼时使用的先进工艺外，一些附属的先进工具也几经投入到冶炼生产中使用，鼓风设备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时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为《锻造图》的壁画。壁画中有三个人正在冶炼，其中有两人在吹打烧红了的金属，另一人则坐在一个墩子上，推拉着一个风箱样子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风机。它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也提高了锻造质量。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煤炭的广泛应用给西夏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煤地区，而西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产煤带上。煤用之于冶炼较其他燃料更加省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热量，更容易提高炉温。

独特的美酒文化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象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的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的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１米，直径达３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鹿回首做惊吼状，且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却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蒙古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为难危难的情况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的记录。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 ，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３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６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著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西夏人除了高兴时喝酒，在祭祀、盟誓仪式中要饮酒，在与仇敌和解时也要饮酒。西夏有着浓重的祭祀传统，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释奠先圣先师。无论是祭奠哪一类神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给他们送去精心酿制的许多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由此可见，酒是西夏部队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西夏提倡饮酒，喝醉了人们又经常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偷盗。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周全，这也许就是他们虽好酒，却不会因醉酒而误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规定，对那些酒后闹事的人不会予以重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牲畜或财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状。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财物归还，就要被判处偷窃罪了。

神秘的星曜崇拜


     
     与许多古代民族一样，西夏人对于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于是，他们便认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掌管着人间万物的运行、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他们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每天都按着固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很少会出现变化。于是，西夏人就认为这些天体是永恒的，在控制着人的命运。一旦这些天体出现了变化，他们就认为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但是，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预料的。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为了自己不受伤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阳、星星等。

     后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夏人开始接受一些外来的思想。12世纪时，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和藏文的佛经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观星术，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于俄罗斯的西夏文献书籍中，《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九曜供养典》、《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都说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举行法事活动的具体过程。西夏的朝廷专门设有观测天象的机构“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术的术师负责。这些人自称能看懂天上星相的变化，可以预测出人间的吉凶，并且能够凭借自身修行得来的法力帮助那些被灾难、祸事笼罩的人们走出困境。西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就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场所。

     专家从对西夏文献的研究中发现，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对星宫和黄道星宫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个：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罗喉神、计都神。

     西夏人认为罗喉神、计都神是两颗会带来祸事的星星，每当他们出现时，就会遮盖太阳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预示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月勃星也是一颗灾星，是由土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一旦出现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在印度神话中，罗喉神和计都神星曾是一个神因为受到惩罚而一分为二的。这个神偷盗了不死药，被日神和月神告发，天神毗湿奴对他的行为十分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劈成了两半。这两部分并没有消亡，而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星体，即罗喉神和计都神。他们便以制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报复告密的日神、月神。

     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紫炁星是一颗福星，是由木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吉祥、幸福。   

     西夏的统治者为了攘除灾星带来的灾难，并祈求福星带来祥兆，每年都要在规模较大的佛寺中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为了表现虔诚，他们一般都把举行法事的坛城修建的十分富丽堂皇，坛城的中心绘有炽盛光佛，四周绘有星曜、护佑诸神、鬼怪和恶魔。在坛城准备好之后，统治者及术师就会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灵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在举行法事时，术师就会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处派遣天神来搜捕各方恶魔，并命令他们把捕获的恶魔驱赶到坛城的西南角予以处死。同时，术师还会依仗着佛的法力，消除灾星带来灾难和不幸，并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过这些法事之后，西夏人慌乱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他们相信，那些四处游荡的恶魔已经被处死了，而灾星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灾难也消除了，从此天下太平。

     在发现的西夏时期的许多星曜崇拜图中，西夏人把每一个星曜都赋予了人的形象。图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间佛的本源的阿弥陀佛或手持法囧轮的炽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云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别侍奉在佛的两边。

     日神在众星曜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光明和阳性。日神往往是以帝王或大臣的形象，头冠上饰有太阳的象征——三足乌。月神代表黑暗和阴性，通常都是手托绘有玉兔的圆盘的皇后形象。在我国的传说中，圆盘代表着月亮，玉兔在上面炼制长生不老药。

     土星在星曜诸神中也有着重要的位置。土星代表的是大地，因此以黄色为主，在印度神话里，土星的形象是一位穿着宽大的袍服的老者，拄着长杖，手持象征法力的印信，他头饰上面的公牛就是土星的象征。金星的形象与佛经中描绘的十分相似，是一位穿黄色衣裙，弹奏着琵琶的女子。木星是掌管诉讼、大赦、惩罚的神灵，可以保护国家免受鬼怪的侵扰。因此，他以官吏的形出现，旁边还有象征着惩罚的粗木棍和斩头台。火星是主管雷霆的神，对内执掌官府，对外统领军队，他的形象也与佛经中描绘的极为相似，是一名手持利剑和敌人的头颅的武士。水星是一位手持书卷的女性，头冠上有猴形的饰物。

     在星曜崇拜图中还有黄道12星宫。这些黄道星宫与古希腊对黄道星宫的描绘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

西夏大事记

　　公元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建立了大夏王国。
　　
　　公元1041、1042年，西夏对宋朝的两次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西夏的地位正式被中原王朝确认。
　　
　　公元1139年，西夏皇帝李孝仁继位，他在经济政治方面都进行了大力的改革，西夏从此进入全面繁盛的时期。
　　
　　公元1193年，李孝仁去世，西夏王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同时，由于他的去世，西夏的实力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揭开了西夏与蒙古战争的序幕，也揭开了西夏被外族侵扰的序幕。
　　
　　公元1227年夏，成吉思汗在远征西夏时受伤去世，战局的胜利由西夏转向蒙古。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西夏灭亡。

后记
　　
　　历史舞台的帷幕一次次拉开，又一次次落下。悲欢离合的剧目在这个舞台上不断上演。那些传奇的、浪漫的、神秘的、可怕的、辛酸的、喜悦的、哀愁的故事，渐渐地都成为了随风飘散的尘埃。

　　现代人几乎都对夏、商、周、秦、汉、两晋、隋、唐、宋、元、明、清等主流的中原王朝知之甚详，却不知道在其中大多数中原王朝的周围，也曾存在着许多小国。众星拱月，这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许多古国出现了，又消逝了。

　　当我们在那些曾经存在、又转瞬即逝的古国遗址中徜徉，就会发现，这些古国曾经的辉煌完全值得我们赞叹、景仰。这些是一个个虽然面积不大，却拥有独特文明的古国。它们的兴衰起伏，值的我们反思。

　　这些古国，有些亡于对中原汉王朝的侵略，如匈奴。匈奴，这是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兴趣的游牧王国，是一个曾经强盛到可以横行的政权。他们让中原王朝品尝到了屈辱的滋味。在他们的鞭策下，汉王朝才励精图治几百年，才诞生了风云人物汉武帝刘彻，才涌现出了传奇般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霍光、陈汤……匈奴人不知疲倦地侵略，为他们的败亡种下了祸根。他们被从中国驱逐到欧洲，又在欧洲再次被击溃。匈奴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得近乎偏执的侵略欲望？他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可能永远辉煌下去的道路？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匈奴仅仅志在掠夺财物不同，有一些古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同化中消融的，鲜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我们至今都不得不赞叹鲜卑人的智慧。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正视先进的文明，主动推行汉化政策。以往，只有中原政权主动“胡服骑射”，以法令的形式主动要求本国人从汉俗，而且如此坚决、彻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还有被中原王朝灭掉的古国。古蜀国、大宛、夜郎、乌桓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们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统一战争中的牺牲品。外交政策的失败，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古蜀王攻击近邻而不交远，拒绝加入改革大潮，夜郎王盲目自大而轻率造反，乌桓王收留袁氏对抗曹操，却过分轻敌，不合时宜的政策与傲慢让他们自取灭亡。

　　另有一些古国，亡于游牧民族政权的进攻。如东胡、乌孙、龟兹、柔然、契丹、西夏、大理等。历史总会跟人开玩笑。野蛮要向文明过渡，文明却总被野蛮毁灭。文明明明是先进的，野蛮明明是落后的，为什么在古代，落后却总能给先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值的深思的问题。也许，文明确实是一朵娇贵的花，开花结籽万般不易，想毁灭它却只需轻轻一碾。

　　宗教战争是当今世界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国于阗和高昌灭亡的原因。对于人间的统治者来说，宗教信仰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战争借口。罗马教皇曾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数次东征，阿拉伯世界也曾以此为借口对西域发动了圣战。统治者觊觎的是权力和财富，士兵们坚定的信仰是统治者最好用的工具。比起“与世无争、宽容忍让”的佛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更具有战斗力。于是，于阗和高昌的佛教文明就在伊斯兰教的“圣战”中灰飞烟灭。

　　古国的失落也有其他原因，而且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些千古之谜，被人们演绎，被人们幻想，被人们争论。真相也许蕴含其中，也许置身其外，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简单，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不管怎么说，这些失落的古国，最终几乎都与中原融为一体。融合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国籍、信仰的差异根本阻挡不了统一的脚步。想想那些曾经林立而最终消失的古国，我们或许能预见未来：那将是一个不再有国家的地球，没有国家间的战争，没有宗教间的冲突。从古到今，人类的同化一直在坚定地进行着，人类的文明一直在传承着。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也许真的会到来，尽管那可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遥远的未来不是我们应该花费太多精力去操心的。追寻失落的古国，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是要警示我们把握当下。当年的古国所面对的灾难，是今天的我们要应对、避免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追寻失落的古国，就是追寻被遗忘的历史，而追寻历史，就是为了把握现在，把握未来。辉煌易逝，文明易失。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曾经繁华过的古国。尽管它们已经不存在，我们也要让这些古国在我们的心中永生。这是对历史的尊敬，也是对祖先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