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君主探析

《管子》与《吕氏春秋》中的道家君主论秉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基本思想，更加强调君主的统治应该“顺天”（顺应自然）。《管子》中说，“顺天者，天助之；其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141；能否顺天直接决定了政治的成败。《吕氏春秋》的十二篇纪更是以自然季节的变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出发点，“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142。他们所讲的顺天同庄子的法自然有根本区别。庄子主张的效法自然要求君主实现彻底的无为，即毫无作为而回到自然最初的混沌状态中去。《管》、《吕》二书中的主张只是要求君主顺应自然的特点而做到清静无为。这种“清静无为”允许君主在现实统治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天”（道）的特点是在无声无息的运动流转中孳生养育万事万物。君道和天道一致，所以君主的实际政治行为就应该有“天”的特色，“莫见其形，其功已成”143。这种无为与法家的君主无为有很大差别。法家主张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君主的绝对统治，通过无为而强化“势”；《管》、《吕》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无为“顺天合民”。它的核心内容是“静”。《管子》对此进行了相对抽象的论证。“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从君主的哲学存在来看，他属于“阴”，所以应该“静”；“阴”的对立面是“阳”，“静”的对立面是“动”，“动”会破坏君主的存在，“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阴胜阳，静胜动，做到这一点，君主的统治就能实现，“静乃自得”144。从历史上看，成功的帝王也莫不如此，“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145。
“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统治者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在具体政治行为上，君主应该减少对物欲的贪求，尽量不去扰民，“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146。这种“静而不扰，佚而不劳”会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从事家庭生产，最终收到国富民强的效果。再者，“静”要求君主充分重视人民的重要性，甚至要求君主给予人民一分体贴。“夫霸王至所始业，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47，人民是统治的根本和成败的关键；“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148，善待人民会使人民更加认同君主，从而大大加强君主统治的力量。
当然，“清静无为”的推行是以君主的存在为前提的；它的推行并不会对君主的统治造成什么根本性的损害。在整合处于收尾阶段，社会需要强权君主的时候，“清静无为”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但当整合结束，统一的集权社会已经建立，稳定成为君主考虑的首要问题时，“清静无为”的价值就会彰显出来。像秦国那样的“急暴之政”会在短期内塑造一个强大的帝国；但不会保证这个帝国的长治久安。因为人民对君主残暴和贪婪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聪明的君主应该懂得“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西汉的统治者从秦的迅速灭亡中悟出了这一点，转而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说是“清静无为”君主论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成功应用。

四、总结：秩序重建与帝国存续
在春秋战国的550年里150，上古的宁静和谐被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异常深刻的动荡和混乱。短暂的变革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些全新的因素；而长久的无序将把社会带到崩溃的边缘。这是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共识。秩序的重建由此成为整合（Integration）最重要的内容。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和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地方统治者为实现整合在政治上的努力；主要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对治国方略的追求是整合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
儒道法三家的代表人都对无序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他们首先要赋予整合以合法性。不管各派对“一”的理解有多么不同，他们都明确指出天下应该“归于一”，既尽快结束当今的变乱纷仍，使社会重回有序。有序的回归（整合）必须在领袖的指引下进行。领袖可以是道德楷模，可以是与天地相参的圣人，甚至可以是专制的恶魔，只要他能够确保整合的完成就行。由此看来，在整合进行中，能够给它以切实有效帮助的只有法家君主论。秦从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到公元前221年赢政统一天下，135年间始终笃行法家的教导，最终圆满的完成了整合。
整合意味着转型（Transformation）。五百五十年的动荡所孕育的决非普通的变革，而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场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型：中国从松散的农耕社会转变为统一的集权民族国家。黄河流域崛起的是一个有着勃勃生机的年轻的君主专制帝国。帝国从整合中演生出来，那么它的存续又将如何？
帝国是一个有机体，它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取决于各种资源的有效提供。帝国的存续依赖于三种资源的供给：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和文化资源151。帝国的土地、税收等各项财经政策的目的就是搭建运送经济资源的通道；政治体制和官僚队伍的建设为行政资源的运送搭建通道。文化资源的提供，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营造一种对君主和现实政治秩序认同的大众心态。就此而言，法家君主论将提供对帝王和现实政治的绝对认同。但它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的基点在于人性本利，从根本上是怀疑人的；这很容易使君主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在整合的收尾阶段，社会对强力君主的呼唤最为强烈的时候，法家君主论最容易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但当和平年代到来，统治从急暴逐渐转向温和的时候，它的影响就日渐衰微了。道家君主论给君主统治的实施带来高超的技巧；但它对出世的追求会从根本上否定对现实的认同。道家那些无羁无绊、崇尚空灵的轶民更是对现实政治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有儒家君主论为帝国的存续提供持久而有效的帮助。
当帝王的地位确立后，他就迫切地需要用一种“确定性”代替整合时代的“不确定性”，历史必须从“试验性的”（experimental）转变为“传统性的”（traditional）；否则，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并非确定无疑。通过儒家君主论获得这种确定性是轻而易举的：儒家“后向的”的历史观会把传统的神圣光环戴在现实王朝的头上。历代皇帝中，只有秦始皇要书写全新的历史，“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152。秦的短命很快就否定了他的这种尝试。但凡实现了长久统治的王朝无一不从传统中寻找无尚的尊严；而儒家是最强调传统的。这或许正是儒家君主论两千年来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可是儒家君主论又允许对君主偏离道德准则行为的自下而上的批评甚或纠正；这就使得它所提供的文化资源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任何独立于君主之外的力量都是对君主潜在的威胁。所以君主不得不在接纳它的同时，又要想方设法抑制儒学独立性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历史就是如此（That’s the way History is）。因为，“在历史中，哪有完美？（There’s Nothing Perfect in History）”。


作者：池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