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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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九流（亦作九流三教）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

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所谓的九流，实际上是指‘上中下’三等。三教之中三等人；自然三三得九。
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汉书·艺文志》。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
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九流十家，是九流以外加上小说家。

小说家

小说家 (哲学)，诸子百家的其中一家，其书现在多已亡佚。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西汉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其事迹多已散佚。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于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而在《郊祀志》有载：「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
虞初虽为西汉人，其功於小说家者为汇编丛谈之小说。据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可见虞初在整编小说上的地位。
虞初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小说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

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古中国小说家所著之书，今多已亡佚，故其学说，已难考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撮了今已亡佚的古书《七略》所录，将十五本著作编入“小说家”的名下，并以自己的理解作注解。分别是：
书名 篇章数目 班固与唐侍郎颜师古，在艺文志上的注解

• 《伊尹说》 二十七篇 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 《鬻子说》 十九篇 后世所加
  
• 《周考》 七十六篇 其周事也
  
• 《青史子》 五十七篇 古史官记事也
  
• 《师旷》 六篇 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 《务成子》 十一篇 称尧问，非古语
  
• 《宋子》 十八篇 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 《天乙》 三篇 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 《黄帝说》 四十篇 迂诞依托。
  
• 《封禅方说》 十八篇 武帝时。
  
• 《待诏臣饶心术》 二十五篇 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 也，不 知其姓，武帝时时诏，作书，名曰《心术》。”
  
•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一篇 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 《臣寿周纪》 七篇 项国圉人，宣帝时
  
• 《虞初周说》 九百四十三篇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 《百家》 一百三十九卷
  
• 
  
  

思想

阴阳思想作为抽象概念，主要源于《老子》、《文子》、《黄帝四经》、《列子》、《庄子》、《易传》是百家思想的发源之地，地球到今天才被世人看到，上古时期的先哲们脑海里只有天地，阴阳，昼夜，四季，晴明，地球的另外一面是对立的，对立的结果则必有阴阳，我为阴则对立为阳，我为阳则对立为阴，寻找道的过程就是寻找人类起源的过程。

在自然观上，利用《老子》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九州只是整个宇宙世界的一部分，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下面还会谈到）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五德

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

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梁任公在其《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谈到阴阳学说之害时曾提到：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可见阴阳家其要）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没落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阴阳家学派在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

阴阳家是战国时主要学派之一。以提倡阴阳五行学说为宗旨，故名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或“五行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战国末齐国的邹衍。庄子将之定义为气所包含的矛盾对立要素，“阴阳，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阴阳本指事物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阴阳家则把阴阳矛盾作用引起的变化神秘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战国时五行说相当流行，有相生相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和“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点。阴阳家以五行为五德，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即遵守五行相生相胜之道，是为‘五德终始说’。司马迁称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五行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历史朝代的更替，如夏、商、周三代之变，就是金(商)克木(夏)、火(周)克金，秦汉统治者均以此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找根据，对后世特别是汉代有很大影响。《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作为一个学派，阴阳家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汉书·艺文志》着录阴阳家著作“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阴阳家的学说内容。而阴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则是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于人事的影响。这种想法，还可以在黄历或是农书、农历里看到。

五行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附表一张，可见文末。

中国的伟大中医就是含有五行说，形成一个中医体系。

五行相生含义：

木生火，是因为木性温暖，火隐伏其中，钻木而生火，所以木生火.

火生土，是因为火灼热，所以能够焚烧木，木被焚烧后就变成灰烬，灰即土，所以火生土.

土生金，因为金需要隐藏在石里，依附着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有山必生石，所以土生金.

金生水，因为少阴之气(金气)温润流泽，金靠水生，销锻金也可变为水，所以金生水.

水生木，因为水温润而使树木生长出来，所以水生木.

五行相克含义：是因为天地之性

众胜寡，故水胜火. 精胜坚，故火胜金. 刚胜柔，故金胜木.

专胜散，故木胜土. 实胜虚，故土胜水.

五行生克制化宜忌：

金：金旺得火，方成器皿.

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强金得水，方挫其锋.

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弱逢金，必为砍折.

金赖土生,土多金埋； 土能生金，金多土变.

火：火旺得水，方成相济.

火能生土，土多火晦；强火得土，方止其焰.

火能克金，金多火熄；金弱遇火，必见销熔.

火赖木生,木多火炽；木能生火，火多木焚.

水：水旺得土，方成池沼.

水能生木，木多水缩；强水得木，方泄其势.

水能克火，火多水干；火弱遇水，必不熄灭.

水赖金生,金多水浊；金能生水，水多金沉.

土：土旺得木，方能疏通.

土能生金，金多土变；强土得金，方制其壅.

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弱逢土，必为淤塞.

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能生土，土多火晦.

木：木旺得金，方成栋梁.

木能生火，火多木焚；强木得火，方化其顽.

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弱逢木，必为倾陷.

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能生木，木多水缩.

何为阴阳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女人、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男人、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约略而言，战国道家对阴阳思想贡献甚多，而关尹子和墨家则大大地发展了五行思想。相对于战国儒家之于五行思想的贡献而言，战国道家对五行思想的发展大为逊色，但道家对阴阳五行所持的基本立场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①。

载籍所记，当时不少著名学者都学黄老之术，并不是夸大的。阴阳数术一派侈言天道，接受道家的影响，实在是意料中的事  。

阴阳家

阴阳家出于道家。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礻几）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其术皆此类也。”邹衍是战国中期稷下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学说伪托黄帝,说明邹学即战国中期的黄学。但这里的邹学显然为汉人所伪托,因为司马迁说其“先序今以上至黄帝”, “今以上”是指汉武帝。不过,其主要理论“阴阳”、“五德终始”说确属黄学思想 。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具体来讲,又叫“五德相胜”说。对此, 《吕氏春秋·应同》记载较详:“凡帝王(者) 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

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相并,还有一种“五色帝”说,即——白帝、赤帝、黑帝、黄帝等传说。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对此有所谈及:“孙子曰:‘[ 黄帝南伐赤帝至于□□( 这里的“ □”均为原简缺字, 下同。——引者) ] ,战於反山之原,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 □年]休民, □,赦罪。东伐□帝,至於襄平,战於平□,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 □年]休民, □,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战於□□,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 □,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刚,战於[ □□,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这里的“五色帝”说也属黄学思想。汉武帝封禅时,曾在“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

又, 《淮南子·览冥训》载：“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仇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塾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这是关于黄帝用“正律历”以治民的传说。关于“正律历”说,汉初统治者也一直在实行,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文帝时张苍以明此被升为丞相：“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至于为丞相,卒就之。”

此外,《汉书·郊祀志》还载:武帝“封禅”时,一些学者认为,古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帝亦当上封(禅),[上]封(禅) 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黄帝接万灵明庭。”这是汉初与黄帝有关的“封禅”和对黄帝的偶像崇拜。

由此可见,先秦至汉初的黄学,除《黄帝四经》外,至少还应包括“阴阳”、“五德终始”、“五德相胜”、“五色帝”、“正律历”、“封禅”说,和对黄帝其人的信仰等。

阴阳家
阴阳家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汉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阴阳家的学问“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古代大家与近代学者多认为阴阳家源于道家，近代出土竹简《三十时》等证实早期阴阳家著作其中有大量道家色彩[1]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
阴阳家思想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华夏民族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律学和医药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期，有一支专门主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派，被称为“阴阳家”，史学家一般以齐国人邹衍(驺衍)、驺奭为创始人。
阴阳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阴阳说”和“五行说”。
“阴阳说”是把“阴”和“阳”看作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认为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这和道家创始人老子所秉承的构成世界的概念“道生阳，阳生阴，阴阳生八卦，太极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相同。
“五行说”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不断循环变化”的理论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研究阴阳五行说，能从天体的运行的计算来制订历法，掌握世间万象。到后来，发展出专门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天文家”、研究历法的“历数家”后与“五行家”相结合。
在蒙昧的科学洪荒时代，为了避免灾厄，人们总是希望能预先得知天地变迁的异动，“阴阳五行说”的出现将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其代表典籍就是自周朝流传至今的《老子》、《文子》、《黄帝四经》、《列子》、《庄子》、《易传》、《鹖冠子》、《管子》、《黄帝内经》、《三十时》、《阴阳家佚书辑本二种》等。
"阴阳"的主导思想是以五行决定政治，概念最早见于《老子》、《文子》、《黄帝四经》、《列子》、《庄子》、《易传》、《鹖冠子》、《管子》、《黄帝内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即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一百多家，将阴阳家列入“九流十家”；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几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台湾岑压王在2005年发表的《先秦兵阴阳家问题探论》[2] ，是研究先秦兵阴阳家的专文。作者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兵书》中兵阴阳家书籍的复原，探讨了兵阴阳的定义和具体内容，认为兵阴阳家只是任宏校理兵书时以书籍特色来分类的方法，并非真正是兵家的一个流派;兵阴阳家与仪式、祭祀、卜笼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其源头却来自于黄老道家，军礼和兵阴阳家也存在着内在关系。文章探讨了先秦兵阴阳家的基本理论，认为兵阴阳家所用符号系统并非全然迷信而有其合理的成分。而兵阴阳家没落的原因，则包括体系牵涉广泛，学之不易，事涉迷信，战争收效有限以及兵器与战法不断更新等。该文还探讨了兵阴阳与天文、物候、气象、医学间的相互影响。绍岑文主题明确，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史料，是兵阴阳家研究的重要之作。但作者对兵阴阳家的相关概念及关系未做细致梳理，探讨不够全面深入。田旭东《“兵阴阳家”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兵书四种之一:兵阴阳家的学术风貌》，从《汉书》所著录兵阴阳文献分析入手，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将兵阴阳家的具体内容归纳为兵忌、龟兆占验(含龟占、日月星气占、五音占、式占)、风角、刑德、辟兵五类。她认为兵阴阳家与阴阳数术家和道家学派之中的黄老之学有密切关系。

关于纵横家的思想在《韩非子》中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但纵横家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对“纵横”这一概念的系统解释。在《鬼谷子》中“纵横”概念只出现了三处，在《鬼谷子·捭阖第一》中说：“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第二处在《鬼谷子·飞箝第五》中：“可箝而纵，可箝而横。”，第三处在《鬼谷子·忤合第六》中：“乃可以纵，乃可以横。”对于“纵横”的解释主要还是根据《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行人之官”，主要从国际关系、国家强弱与方位等等有关方面来解释的。
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苏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传》。
《张子》十篇。名仪，有《列传》。
《庞?爰》（庞援）二篇。为燕将。
《阙子》一篇。
《国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邹阳》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氏》一篇。
《庄安》一篇。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赵人，武帝时。
右从横十二家，百七篇。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纵横家，认为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七十年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就深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甚至有人称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当今世界形势颇似春秋战国，虽不能出现以纵横术主宰世界历史发展，但也可为辅，影响世界格局。用之无害，不用可惜。日本学者、企业家大桥武夫把《鬼谷子》用到经营活动中，写出了一部鬼谷子应用实例，取名《"兵法"与"鬼谷子"》，可见《鬼谷子》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且已从单纯的外交领域走入更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纵横家
纵横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后因称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者为“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出自《资治通鉴·周显王三十六年》“ 张仪者， 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 ”。 胡三省 注引 汉 应劭 《风俗通》：“鬼谷先生 ， 六国 时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这里指游说开合有度、纵横自如。没有不可以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会成功的事情。
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


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
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六国，佩六国相印乃后世策士夸张，苏秦当时是合纵五国，佩齐、赵、燕三国相印），联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
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之辈，其人其事若鉴于当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浅耳。
纵横家(以《鬼谷子》为代表)的哲学观，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纵横家的道家思想体现在其纵横“裨阖”的社会活动之中;纵横策士们在道家思想的指导下，力求“变动阴阳”，从而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从战国七雄的确立开始，到公元之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若除去楚国早在公元前六七一年就已称王之外，这段时期，若从魏国惠王在公元前三七零年称王起，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中国止，共历时二百多年。这个时期的纵横家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战国七雄确立的初期，各国虽都纷纷称王，但立国尚未稳固，大都忙于巩固内政，而无力外战，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还不太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众弱联合以攻伐一强的合纵运动为主。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孙衍。
第二阶段：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愈激烈，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迅速而频繁，纵横家的作用更加重要，影响也更为巨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形成了东西方各以齐秦为核心的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合纵连横的盟主在齐秦的之间变换，双方都企图通过合纵连横运动有效地遏制对方的兼并战争，阻止对方的过分强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合纵连横运动适应着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形势迅速而复杂的变化，而达到了高潮。这个高潮在整个纵横家发展历史中，是第一个高潮，其标志一是产生了众多的纵横家代表人物，最为著名的有苏秦、张仪、陈轸、楼缓、郭隗、虞卿、甘茂等人；二是纵横家的行为模式基本形成，而其思想与文化的内容也发展成熟，终于确立起独具特色的纵横家思想及学术流派。
第三阶段，战国时期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兼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秦国由于成功地实行了纵横家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为特点的新的连横政策，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发展成为最大的强国。秦国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纵横家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个阶段纵横家发展的特点是以秦国纵横家的连横运动为主。这一阶段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范雎、蔡泽。
汉代刘向在校刊整理《战国策》时也高度评价了纵横家的作用与影响，他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倒。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书录》)。

总述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上应天时
“天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生态条件，它为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了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条件。农业生产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节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个基本的环节，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所以人们只有把握“天时”，才可能把握住“农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吕氏春秋》的作者就认为，一年中的“天时”和“农时”是稍纵即逝的，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人们生活的节律也要服从于农业的季节节律。

四季农时
春季是农作物的播种、萌芽季节，应做好土地规划和整治工作，确定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沟渠，匡正阡陌，保证用水；保护幼苗等。
夏季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应加强田间管理，驱逐野兽；锄杂草，干后烧掉，就雨水肥田；各种官吏要巡视农业生产，劝民劳作等。
秋季是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应进行秋收，搞好冬藏前的准备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以防秋涝；官员要根据土地状况制定农业税；做好国库的收入工作等。
冬季是农闲时节，应收藏粮食，做好保管工作；为来年作准备，进行选种，维护农具等。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国》十六篇。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胜之》十八篇。成帝时为议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
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代表人物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 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含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01.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02.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03.农本商末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 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著作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农家
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祖述神农，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由于儒家轻商农汉朝中期以后农家迅速衰落。《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出处：五代 颜仁郁 《农家》诗：“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 宋 陆游 《岳池农家》诗：“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
产生背景
许行（约公元前390-前315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来，①他应是楚国人。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许行考》中认为，许行即是墨家禽滑的弟子许犯，而杨伯俊《孟子译注》则认为钱说并无确凿证据。
《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
农家在战国时地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正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五、弘扬士节
秦道家思想的第五个特点是高扬国士独立特行的风范。
　　先秦诸子多属“士”的阶层,故而莫不以士的立场发愿。至老子始标示“善为士者”的理想人格,或以“君子”、“大丈夫”期许,自后孔、墨继之,并对士人有诸多寄望。重士之风,乃春秋战国时代智识阶层涌现之时势使然;重士言论,并非儒者独有现象,道、儒、名、墨各家皆然,唯各家所标示的人格型态互有差异,乃属同中之异。即或庄子言士,与老子也有差别。庄子那种“恣纵而不傥”(《庄子·天下》)的风格,所谓“乎其未可制”(《大宗师》),这种高迈昂视的性格,为后学发展而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让王》)的高士,这种型态为孔儒所不苟同。而秦道家则接受《庄子》所倡言的耿介之士,转而要求统治者接受这群抗颉朝政、不拘于俗的异议分子,《士节》便倡言“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这里所说的士人,前段显然融合了墨、孟士人的性格,而“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则是《庄子·让王》所倡导的。接着《士节》说:“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这里呼吁贤主要礼贤下士,吸纳体制外的异议分子到体制中来。这样的贤主,是黄老学者理想中的君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正是黄老派的重要主张。《谨听》也要求当今治者“礼士”,包括寻求这类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其言曰:“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侮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报更》也同样认为“士其难知,唯博之则可,博则无所遁矣”,并要求世主对待高士(“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秦道家的这类言论,与黄老帛书《黄帝四经》正相吻合。
六、贵众说
秦道家思想的第六个特点是提出贵众之说。
　　春秋战国之动荡不安,祸根来自统治阶级。由于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端赖上层,故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诤谏、建言。在诤谏、建言中出现民本思想。而诸子中墨派立场较关注“农与工肆之人”(《尚贤》)。老子已强调施政要“以百姓心为心”(49章),并说“高以下为基”(39章),这就是要以百姓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秦道家一方面上承老子“高以下为基”的思想,同时采纳庄子物各有所长的观点,并直接继承齐道家田骈“用众”的主张②。
　　《用众》篇表达了秦道家难能可贵的贵众说。其贵众说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是取长补短之意。《用众》谓:“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这些话正反映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黄老道家采众说之善的特长。《用众》还譬喻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这种掇取“众白”以成裘的方式,也正是《吕氏春秋》作者那种涵容并包的风范的表现。《不二》篇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论述了老聃、孔子、墨翟、列子、田骈等十家学说的精华,就是从诸子的长处着眼,从而主张“齐万不同”③,以匡正百家争鸣时“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的缺点。
　　二是提出“众知无畏乎尧舜”的特殊看法。《用众》说:“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秦道家强调众勇、众力、众视、众知所汇聚的力量之强大作用,这主张在道家或诸子中是极为特别的。借用今日的话说,诸子不免都有“优异分子”的倾向,例如主张教化成德的孔子就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众人(小人)只像是随风吹动的小草。到了孟子,这个观点更上一层楼,他对人治夸大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认为圣王一出现,一切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孟子对于尧、舜、文、武一类“圣王”的个人作用之无限上纲,和《用众》“众知无畏乎尧舜”的主张,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纠正了儒家神化统治者个人功能的夸张性。同时,秦道家的贵众说也弥补了老庄思想中浓厚的个体意识。
　　贵众说的第三个特点是提出“君之立出乎众”的超时代意义主张。在古代,王位的取得及君权的来源等问题,总要染上天意授受一类的神话,即使在孔、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这痕迹。宗法世袭制行之已久,弊害显见,墨子对儒家主张的宗亲血缘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评,如谓“骨肉之亲,无故富贵”(《尚贤下》),仅仅缘于“骨肉之亲”,连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权,因而禅让说的提出实已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挑战。战国黄老对王权的更替原来就有相当新颖而具突破性的主张,例如慎子便曾说出政权可以更易,国君可以改换的话;再如稷下道家作品《白心》篇出现以武王伐纣媲美政权篡夺的言论⑤。在稷下黄老的这种思想空气下,即使连孟子也曾说过这类出格的话。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是富有“革命性”的意见。秦道家则进一步对君位来源及君民关系提出如此言简意赅的观点,《用众》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己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这里,提出两个十分根本性的主张,一是君位出于民众的说法;另一是民为本君为末的观念。后者比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更跨进一步,而君民为“本末”关系之说,这观念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吕氏春秋》这种超时代的主张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对立,这类主张便足以使吕不韦招致杀身之祸。

四、历史文化感:古典文化之援用与发挥
秦道家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在道家各流派中,秦道家思想独具开创性,他们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开创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且在语言风格及其所突显的人格风范上也是独树一帜的。黄老道家在思想内涵上显然不及老庄的开创性,他们和孔孟一样,述而有作,无论齐道家或秦道家,其祖述老子却能掌握时代精神而援礼法以入道,如此为老学开辟了广大的伦理空间与法制领域。他们的特长乃在于具有宽厚的涵容性。黄老道家之述而有作,即在“述”中采撷百家之长,此即今人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在“述”中表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感,这方面的特点在秦道家的著作中尤为显见。
　　齐道家已有倡导诗、礼、乐的言论,如《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未见其体现的具体情况。在吕不韦的特殊地位与眼光所支持下编撰的《吕氏春秋》中,体现出秦道家不仅具有试图统一政局分裂的历史感,更且怀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老庄行文立意,不依傍古人,不攀援诗书,确与儒者论说习惯不同,但论者莫不以为道家无读经传统,亦不尽然;学者多以经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为儒者所独专,实属偏见。事实上,《诗》、《书》、《易》等古经为先秦诸子之公共文化资产,墨子、庄周无不熟读经书。汉武之后,官方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经学思想生命遭儒生长期禁锢窒息,幸赖魏晋新道家(如王弼之以老庄思想注《易》等)赋予经学以新生命,而《吕氏春秋》、《文子》与《淮南子》则为其先行者。《吕氏舂秋》之援引《诗》、《书》、《易》以为助证,开道家与经学关系之先河,这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而详引例证如下:
　　(一)《贵公》阐发治道尚公,谓“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引《老子》“大匠不”之意,谓“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本文另一名言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篇中将孔子和老子并举,认为老子的心胸能包容天地,评价高于孔子,而称赞“老聃至公”,并引《老子》二章“成而弗有”句,以示“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本篇除了引老子言论外,篇首便引《尚书·洪范》:“无偏无党,……无偏无颇……。”此引《尚书》文意以加强秦道家尚公的主张。
　　(二)《先己》谓欲治国家当先治身,本篇二次引《诗经》以为助说。一次引自《曹风·尸鸟鸠》,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再次引《简兮》(亦见《大叔于田》),谓“《诗》曰:‘执辔如组’……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并引孔子与子华子之言为说。本篇强调治身要在蓄养精气,并谓如行无为之治,则“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这都是黄老的言论,故本篇作者属秦道家黄老派。
　　(三)《务本》论先公后私,与《贵公》、《去私》篇旨相同。本篇徵引《诗》、《书》、《易》以申说公而后私意旨,其引《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论“三王之佑,皆能以公及私矣”。复引《诗经》:“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大雅·大明》),以言为臣无二心,当“知本”。本篇谓“本在于民”,引《易经》:“复自道,何其咎,吉。”(《小畜·初九》),以言本在民,固本而动,则吉。
　　(四)《谕大》即从事于大义。引稷下道家季子言论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以言士人当从事于大义。本篇二引《尚书》以为助证,一引《夏书》:“天子之德广运……乃武乃文。”(《尚书·大禹谟》)“广运”,以喻事大。再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此为逸《书》)以申论“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
　　(五)《慎人》阐明遇时、遇人且须谨于人事之意。本篇与《首时》、《遇合》等篇同属黄老尚时之作,篇中引《小雅·北山》以言遇时而慎于人事。
　　(六)《慎大》阐明“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之义。篇中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再引《周易·履卦》:“履虎尾,朔心朔心,终吉。”晓喻戒惧从事,以化险为夷。本篇继承《易》、《书》审惕之志而提示“于得思丧”之旨,这方面亦为儒道相合之处。
　　(七)《君守》论述君上宜守清静无为之道。篇中引《尚书·鸿范》谓:“《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阴骘下民”即荫庇安定下民,此处引《鸿范》之文以证《老子》守静而能发挥其动出的效果;“不出于户”、“不窥于牖”是阴覆安定,“知天下”、“知天道”则是“所以发之”。
　　(八)《适威》意谓君主立威宜适度,不足专恃。用民当依人之情性,并以仁义、爱利、忠信待民。文中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此引《周书》说明君主宜善待百姓,百姓就会亲和君主;否则就会视君主如仇敌。
　　(九)《知分》意谓“达乎死生之分”。本篇阐发“知分”之士,当据义行事,豁达处之。本篇论述晏子能安然果敢而行义,并引《诗》以明志。(引文见《大雅·旱麓》:“莫莫葛,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
　　(十)《行论》篇旨言时势不利,则事仇以求存,等待事便时成而举事,则功可成。文中一引《诗经》,述文王审慎事上以图存(引《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再引《诗经》论齐泯王骄横而致败(引逸《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这诗句与《老子》第三十六章义同)。
　　以上实例,足证《吕氏春秋》知识群对古典文化的喜好与探研,他们习于徵引古代经学,以助其伸张经世立意而为说,这同时也反映了秦道家具有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识。

二、动静相养主动说
　　秦道家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生命之动出。
　　主虚静是为道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秦道家则于动静相养中提出主动说。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有无相生、虚实相涵、动静相养。“动”、“静”作为哲学一对范畴,和“有”、“无”一样,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一般人都知道老子主静(如谓“静为躁君”),但忽略他是以动静相养为前提。如《老子》15章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句名言意谓动极宜静、静极宜动,这是动静相养的最佳说明。而老子重视“动”的一面,常为人所忽视,如他认为道体是恒动的(“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他说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都说明“动”的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老子之主静,已深入人心,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以主静为最①。
　　秦道家以其朝气蓬勃之势,在老子动静相养而主静的思维中,提出主动说。他们从精气之流动与会聚作论证。精气是一切生命的本原,精气之流动与会聚使一切生命焕发光辉,《尽数》篇说:“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这里继承《内业》的精气说,但跨过稷下黄老静心以集气的主静观,而由气体之恒动以论证生命之动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尽数》)秦道家由客观事物之“动而愈出”,说到生命需在动中维系其动力,在动中发挥其创造机能。
　　《达郁》则由人体生命的运行畅通,申论国政民意之宜流传畅达。精气郁结则恶疾滋生,自然界现象亦然,所谓“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国政亦有郁结:“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为政的决郁之道,在于广开言路,要人民“敢直言而决郁塞”。这是秦道家主动说延伸到现实政治层面的义涵。
三、崇乐———道之乐以和心行适
秦道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提倡乐教。
　　在礼乐文化领域里,秦道家突破了原始道家的局限,开辟了宽广的园地。
　　老庄对于礼乐是采取潜移默化的“不言之教”;老子论乐有其辩证观点,一方面直陈其流弊,另方面隐说其深义。但论者多只注视前者而罔顾后者。
　　老子说:“五音令人耳聋”。这话广为人所引述,但他另外所说“大音希声”一类的话,却罕为人所论及。而秦道家则从老子论乐的正面义涵,加以扩充、提升。如老子谓:“音声相和”(2章)又说:“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35章)。秦道家遂从老子“希声”之“大音”与“听之不足闻”的“乐”,提升而为道家的乐论,并将老子“音声相和”引入乐的教化作用。秦道家论乐,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篇②,而《大乐》为其代表作。
　　一般学者多以《大乐》等论乐之作属儒家作品。陈奇猷先生却认为这些乐论是“乐家者流之言”,而非儒家之作。因为“儒家重乐,在于乐之实用”而不在乐论③。事实上,我们只要阅览一遍原文,就可一目了然,《大乐》之作,在内容上全属道家思想。

一、贵生:适欲得情
秦道家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对压制欲望,主张顺导情欲。
　　在道家重生、尊生的共同点上,秦道家提出人如何对待情欲的问题。吕氏春秋学派作《情欲》篇劈头便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认为面对情欲,不必回避;也不同意“寡欲”的主张,而强调“六欲皆得其宜”(《贵生》)。这主张不同于原始儒、道对情欲之一味采取克制的态度,颇有助于个性的发展。
　　在治身与治国的两大课题上,秦道家主要目的虽在治国取天下,但却强调治身为先、为本,故《吕》书《十二纪》开卷便列示《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先己》诸篇,言治身之道,强调“凡事之本,必先治身”。
　　秦道家继承庄子之重视个体生命而提出“贵生”之说。“贵生”、“重己”要在形神之养,这是道家各派的共通点。故而秦道家也谈到养生之道,必使饮食得宜,精气流动,“精神安形”,得以延年益寿(《尽数》)。人活在世间,“莫不欲长生久视”。而“长生久视”之道,要“神和”(《本生》)、“安性”(《重己》)。这也是道家各派的相同处,但“安性”就必先“顺性”,顺性则需顺导情欲,在这一人性基点上,就突显出秦道家的特点了。
　　首先,秦道家肯定情欲是与生俱来的,并认定“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12章)。以此老子要人“寡欲”,这主张影响到庄、孟①。但秦道家却认为耳目之欲五声、五色,乃人情之常;无论圣与凡,七情六欲乃人之所同然。秦道家生动地举例说明情欲顺与逆的不同效果:“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木卷,而牛恣所以之,顺也。”(《重己》,下引同)这生动的例子,晓谕人不当逆欲而行。“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以此,秦道家首要提示吾人当正视情欲的正当性,并由顺欲而提出“适欲”的主张。
　　在《贵生》篇,秦道家进一步明快地提出“六欲得宜”的主张:他们引子华子之言:“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并对子华子的话给予新的诠释:“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这些话都说到人的心坎里,比起原始儒家以无欲克己,板起脸孔说圣人之教,要更为合情合理。人有欲,欲要有所顺②,但秦道家并没有走向纵欲的路子,他们一方面提示吾人当正视欲的需求及其正当性,同时由顺欲而提出“适欲”的主张。
　　“欲有情,情有节”,《情欲》篇认为情欲之动,必自贵生出,“由贵生动则得其情”,“得情”之说,与庄子后学任情、达情(“任性命之情”、“达性命之情”)相通。我们读历代道书与儒书,寡欲、无情或恶情,甚而以性禁情之声,不绝于耳,颇有压抑个性的沉郁感,而秦道家适欲得情的主张,颇有助于个性的张扬。

黄老道家是战国中后期的显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曾说各家皆是”务为治者“，都致力于服务君王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服务“王治”治世，为它们学派存在的基本原则，而各家哲学中以道家最为完美，对各家治国王治之道无所不包没有不贯通的。江瑔有一个说法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其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唯独多者，则惟杂家。盖杂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诸家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此不过采诸家之说以浚其流，以见王道之无不贯；而其归宿固仍在道家也。”（《读子卮言·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章》）这里指出了所谓“杂家”和“道家”的密切关系。[2]蒙文通说 : “司马谈说的道家 , 显然是杂家 , 这就是黄老。 ” 吴光说 : “战国末期 …… 各派思想家都试图以某家思想为基础 , 杂糅别家思想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 于是所谓 ‘兼儒墨 , 合名法’ 的 ‘杂家’ 出现了 , 总结性的思想史专著也出现了。有的即使不属 ‘杂家’ , 其著作中也明显地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资料。 ”，“被后人视为‘杂家’ 的 《吕氏春秋》 , 被称为 ‘若散乱无家’ 的 《鹖冠子》 、 被埋没二千多年的 《黄老帛书》 , 也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了。从古代思想史发展的自身逻辑来说 , 黄老之学也是战国末期百家合流趋势的产物。 ”台湾学者陈丽桂亦说 : “黄老思想是以道法思想为主 , 而撷采各家的君术。战国时期的法家 , 如申不害、 慎到、 韩非诸人 , 都深带黄老气质。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与班固 《汉书 · 艺文志》 或称之为 ‘道家’ , 或称之为 ‘杂家’ 。 ”老子的思想不是庄子的出世无为，有治大国的方法；也有专门论述治小国的方法。说老子消极是明显受了老庄并称的误导。
老子的积极思想体现在他的大一统思想等等思想中，道家大一统思想博大精深是天下一统的历史大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成熟的鲜明标志。道家的大一统思想集中地也是最初、最原本、最精要地反映在《老子》中。由于《老子》以至道家的大一统思想建立在具有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之上因而强有力地渗入意识领域成为当时以至以后中华民族世界观、社会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 ,从“自然”之“道”(天道 )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 )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 ,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 ,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 ;在社会政治思想上 ,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 ,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 ,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当庄子还在宋国的隐居处发表避世、游世、出世的高论时，东方的齐国、楚国，道家正发生着划时代的变革；老子哲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基因，已吸收诸子百家的营养，已成长发育成极具“攻击力”的黄老学派，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领数千年风骚。道家到庄子成为道家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之间，于庄子同时或早的道家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即是稷下黄老之学。从现有的文献看，道家的传播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为以三晋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齐国的黄老学派一支，其共同特点是以“道”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显的“入世”倾向。南方一系则为庄子代表，发展《老子》去“欲”之说，进而将“长生久视”的取向扭转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遥”，表现出明显的“出世”倾向。而黄老成为在先秦道家中形成的不同于庄子学派的另一类的道家流派，故常被称为新道家。黄老学派继承发扬老子积极无为、身国同治、大一统等思想并运用到人文世界中，以道家为基调于百家王治之道无所不贯，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故又被称为杂家。纵观《吕氏春秋》 、 《淮南子》全书 与《黄老帛书》 的黄老道家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是继《黄帝四经》、《管子》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们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的思想，同时以道为主，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淮南子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编著的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又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多家思想，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道”“气”等的学说和观点，同时还包含和保留了许多自然科学史的材料。

尸子

尸子二十二篇，早佚。清代所行辑本共四种：震泽任兆麟本，元和惠栋本，阳湖孙星衍本，萧山汪继培本。汪本晚出，能参校三本。本书据汪本点校，附录诸家评论，并近人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卷十七《尸子》校语九条。
主要思想为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 ，《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 “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

杂家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皆以道家思想为主，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纪昀在《杂家类叙》中则认为「杂之广义,无所不包」。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指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杂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另一是编撰《吕氏春秋》的吕不韦。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 现代科学越来越细化，“杂家”这称号，现在基本上说的就是此人没有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的意思。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是以道为本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而今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指物论》乃公孙龙子的认识论，篇中讨论了认识的特点以及认识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为文以同一词兼表不同概念，判断中常省略主词，推理中又常省略前提、隐藏结论；其结构则为提出论题、自我辩驳、自我答辩。由於其辞曲折，其论诡谲，致使全篇晦涩难懂，遂成千古之谜。
原文：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与为指？”
名家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与上古礼官。成文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类似律师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他们称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来的名辩思潮，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旧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普遍，急需解决。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在三晋便出现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学派--名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虽然是宋人，但其主要活动在魏国，任魏相十余年。公孙龙是赵人，主要活动在赵国，为平原君门客。三晋名家的产生，在政治上是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变法改革的成果，即为新的封建秩序正名。这从惠施与公孙龙的政治活动中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公孙龙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了稷下名家倪说的影响，我们将在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部分还要论及。而战国末的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则是总结了从孔子、杨朱、墨子、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成为先秦名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着重于名词概念的辨析，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同时，他们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特别是惠施和后期墨家。惠施和公孙龙代表了名家的“合同异”和“离坚白”两大派，而后期墨家则对这两大派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 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名家
名家” 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按，“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实”就是“名”所指称的事物。名家之所以被称为“名家”，就是因为他们同样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最先围绕“刑名”问题，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称；以后逐渐从“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实”研究。围绕“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汉代司马谈所言，是“控名指实”，“参伍不失”，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以主张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合同异”的惠施曾说出以下十个命题，而天下辩者更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可千里。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
七：今日适越而昔来。
八：连环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十：泛爱万物，天下一体也。

合同异之辩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同物不同号，同号不同物的主张 。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1]
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
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
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
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是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