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记录误差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封建迷信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
文字简练
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顾及时代特点的概括
《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像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
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陈书

《陈书》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唐朝人姚思廉所著，凡三十六卷，记南朝陈朝史。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
《陈书》，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

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
（一）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一般地说，魏徵的见识要高于姚氏父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在文体上，魏徵史论仍然沿袭六朝以来的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却能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也不能没有影响。
（二）阅读《梁书》《陈书》，还要注意把它们同李延寿撰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以曲笔而论，《梁书》对梁元帝的猜忌、凶残，徐妃的淫秽，临川王萧宏的恣意聚敛、懦弱无能等等，都加以回护，曲笔不书。《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三）深入阅读《梁书》《陈书》，还应参考《隋书》的志。这是因为，《隋书》的志包含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对于了解这五个朝代的历史来说，是非读不可的。

魏书
《魏书》是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北齐魏收。该书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记载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拓跋部落的发展扩大及汉化提供了完备的资料，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这比封建社会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突出。唯其如此，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这样敏感，这样关心。《魏书》的风波，不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直接干预史书编撰工作的一个突出例子罢了。第二，不论是当时的人以《魏书》在记述门阀地主家世时的某些“不实”为理由。还是后人以《魏书》“党齐毁魏”（维护北齐而诋毁东魏）为口实，把《魏书》称作“秽史”，都是不妥当的。曲笔，一向为正直的史家和读者所唾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也不能因为一部史书存在某些曲笔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谥为“秽史”。曲笔和秽史，既有联系，又不可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把许多存在曲笔的史书都视为“秽史”，那是极不妥当的。《魏书》的风波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后人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魏书向称“秽史”有所谓“曲笔”，其实关键在于魏收把个人恩怨感情放在了史书之上。他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可见魏收并不完全代表所谓“门阀地主”的干预，而更多的是他个人的“私欲”。
《隋唐嘉话》言：“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表明魏收当时就为人不齿。又魏书成书后众口沸腾，当时遍骂为“秽史”，被迫两次重订乃成。
早在北魏末年魏收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
此外魏书多取不可信之言论，李延寿截取魏书大部分入北史也为司马光讥诮。魏书之价值在于没有更多的史书留存。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曲笔之言，修魏史者如崔浩因修史被诛，所以史官多不敢直书拓跋之“隐恶”，固可以谅解，评为“秽史”主要还是因为魏收的不良人品直接作用于修史的过程及考证引用之不精确治学不严谨的缘故。

《魏书》，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旧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齐尚书右仆射魏收撰。
　　初，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皆作编年书，遗落时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纪、传、表、志之目。宣武时，邢峦撰《高祖起居注》，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逮明帝。其后，温子升作《庄帝纪》三卷，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魏末山伟以代人诌附元天穆、尔朱世隆，与綦隽更主国书，二十余年，事迹荡然，万不记一。
　　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修魏史。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轶，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己，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校注：原作（睦仲），据《北齐书》改。说见《北齐书》卷三十七、卷四十五校记。）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咸出于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旧书。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文宣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余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并坐谤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时仆射杨愔、高德正用事，收皆为其家作传，二人深党助之，抑塞诉辞，不复重论，亦未颁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审核。收请写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邺下，欲传录者，听之。群臣竞攻其失。武成复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众怨咎，齐亡之岁，盗发其冢，弃骨于外。
　　隋文帝以收书不实，平绘《中兴书》叙事不伦，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九十二卷，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义例简要，大矫收、绘之失，文帝善之。炀帝以澹书犹未尽善，更敕杨素及潘徽、褚亮、欧阳询别修《魏书》。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诏侍中陈叔达等十七人分撰后魏、北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历年不成。太宗初，从秘书奏，罢修《魏书》，止撰五代史。高宗时，魏澹孙同州刺史克己续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书艺文志》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称魏史者，惟以魏收书为主焉。
　　孔子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三代文章，莫盛于周。东周、秦、汉虽战争丧乱，前古遗风余烈，流而未绝。贤君忠臣蹈道之徒，功业行谊，彰灼显布。高才秀士，词章论议，谏诤辩说，嘉谋奇策，皆可以惊听动俗，为后世轻范。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隐恶，故传之简牍，千余年而不磨灭。东汉、魏、晋，去圣人稍远，史官才益浅薄。永兴失政，戎狄乱华，先王之泽扫地尽矣。
　　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迁洛之后，稍用夏礼。宣武柔弱，孝明冲幼，政刑弛缓，风俗媮恶，上下相蒙，纪纲大坏。母后乱于内，群盗挠其外，祸始于六镇，衅成于尔朱，国分为二而亡矣。虽享国百余年，典章制度，内外风俗，大抵与刘、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于聪、虎。孝文之强，不及苻坚。其文章儒学之流，既无足纪述，谋臣辩士将帅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览之厌而遗忘，学者陋而不习，故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继魏、晋，下传周、齐、隋、唐，百六十年废兴大略，不可阙也。臣攽、臣恕、臣焘、臣祖禹，谨叙目录，昧死上。

成书过程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年）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流传方法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迟不晚于政和中。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清代以来的补表补志
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魏诸王世表》、《魏异姓诸王世表》、《魏外戚诸王世衰》、《魏将相大臣年表》、《西魏将相大臣年表》、《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
谢启昆：《西魏书》。启昆（1737-1802）字蕴山，因北齐人魏收所撰写的《魏书》只记载北魏与东魏的历史而不载西魏历史，为补正魏收之阙，启昆为此而纂录此籍。史书材料都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6] 《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封爵、大事、异域三表，纪象、仪制、地域、百官四考。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四库提要记载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敕撰。收表上其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录》，谓隋魏澹更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今皆不传。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亦后人所补。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魏书》至宋时已缺二十九卷。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文学家。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之子。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8] 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他的年辈小于温子升、邢劭，而文誉齐名，世称“三才”。温子升死后，他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派的领袖，“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各为朋党”，互相讥讦。当时人祖孝徵评论说：“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大体中肯。
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出自隋唐嘉话）

北齐书
唐朝史家李百药撰，属纪传体断代史，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约五十馀年史实，而以记北齐历史为主。
《北齐书》，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
《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和三年（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李百药（565年－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父亲李德林是北齐的史臣，参与撰“国史”；后来也是隋朝名臣，奉诏继续撰《齐史》。隋文帝时李百药仕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隋炀帝时仕桂州司马职，迁建安郡丞。唐朝以后，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人品耿直，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
李百药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父亲李德林（公元530--590）字公辅，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以史为鉴
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记载丰富
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体例可取
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叙事简要
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北齐书》叙事简要，语言通俗，掺有很多当时的白话文。[1]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封建糟粕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於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
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部分失真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于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后世流传
《北齐书》共五十卷，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无表无志。在流传过程中，《北齐书》散失非常严重，北宋时即只有一卷本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三十三卷都是后人根据李延寿《北史》和高峻《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的。《北史》的北齐史部分本来就多采自《北齐书》，后人据以补《北齐书》，虽已非原文，但也可恢复一些《北齐书》的本来面目。

《北齐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百药奉敕撰。盖承其父德林之业，纂缉成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也。大致仿《后汉书》之体，卷后各系《论赞》。然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故晁公武《读书志》已称残阙不完。今所行本，盖后人取《北史》以补亡，非旧帙矣。今核其书，《本纪》则《文襄纪》 集冗杂，《文宣纪》《孝昭纪》论辞重复；《列传》则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无《论赞》，二十八卷有《赞》无《论》，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论》无《赞》。又《史通》引李百药《齐书·论魏收》云：“若使子孙有灵，窃恐未挹高论。”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志存实录，诋讦奸私。”今《魏收传》无此语，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库狄干传》之连及其子士文、《元斌传》之称齐文襄，则又掇拾者刊削未尽之辞矣。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兵事俶扰，既不及后魏之整饬疆圉，复不及后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观《儒林》《文苑》传叙，去其已见《魏书》及见《周书》者，寥寥数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於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北齐书》原有校语。

周书
《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北周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
《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
《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令狐德棻
（583～666）），唐初政治家，史学家。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最大贡献为编修《周书》[1] 。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周时。因此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棻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唐高祖时，任大丞相府记室，后迁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职。唐初奏请重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朝正史，被采纳。龙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家。曾主编《周书》。
德棻做了两件历史意义的事。其一，奏请购募天下书—至唐太宗即位，已“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其二，修史。
崔仁师
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应制举，授管州录事参军，以荐拜右武卫录事参军。贞观末累迁中书侍郎，参知机务，[3] 以罪配龚州。永徽初授简州刺史，卒，神龙初赠同州刺史。

体例特殊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视野开阔
《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文笔简劲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宋人叶适说，这两篇传，“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这就不仅是从文笔的简洁而且还从历史文学的教育作用来推崇《周书》了。历史文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的缺点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并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并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迹，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迹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祸，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况，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5]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周书》的贡献影响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周书》在流传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后人据《北史》，高峻《小史》等书补上了，所以它的历史命运比《北齐书》要好得多。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研究、了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内讧的有关情况。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
本书最后一篇异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
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不全，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重新检查，残缺情况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确切年月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焘续通鉴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1074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1068至1074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之。而德棻专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韦孝宽传》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更易尚有未尽。至《王庆传》连书大象元年、开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显证矣。又如《韦孝宽传》末删《北史》“兄敻”二字，则《韦敻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卢辩传》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则传中所云及帝入关者，语不可晓。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於遗文脱简，前后叠出，又不能悉为补缀。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刘知几《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不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乎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愈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又议其以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之书中有俚言，故致遗略。其诋諆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於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徵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於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於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於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周书至宋亦多残缺。

隋书
《隋书》是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魏征。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共38年历史。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
现行《隋书》共八十五卷，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 《隋书》的修史水平是较高的。一是因为当时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参加编写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皆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士”之列；颜师古是当时名垂一时的经史大师；负责修撰天文、律历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这样，《隋书》的修撰，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证。二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书》八十卷，便保存着许多隋王朝的诏策。此外，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更重要的是，唐贞观时离隋炀帝时不过二十余年，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过访查直补史事。《旧唐书·孙思》便载：“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说明修《隋书》时，史官们曾访问过不少人。还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史实也就较为准确。三是作为主编的魏徵，历史上素称谏臣，号为“良史”，他主编修史时一般能坚持据事直书，不像后代史书的一些纪传有那么多的忌讳。

特点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优点
《隋书》还有个优点，就是比起其它同类史书来，它较少隐讳。比如，尽管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再如，尽管裴矩、何稠等人已为唐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作为，也不加任何掩饰。这些方面都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当然，《隋书》的作者也不免历史的局限，因为碍于情面或政治上某些因素，在写到某些人物时也有回护或偏爱的地方。如卷六十六中的《房彦谦传》便是一例，房彦谦官微职卑，位不过州司马、县令，一生又无重大事迹可记，只因为他是唐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使破格收入列传。这在封建社会的史书里，也算是难以避免的吧。

《隋书》另一个可取的地方，是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这十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例如《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地理志》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来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详细记录，也保存在《隋书》中。《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我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汉书·艺文志》曾把天下图书分编为六大类，到东晋李充造《四部书目》，始分书籍为四部。《隋书·经籍志》吸取其长，正式将各类书籍标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下再分四十小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也有不克服的缺点。例如它过分强调“天道”和“帝王之道”，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此外，由于隋末丧乱，图书散佚严重，因此在撰写时，也常常有史料不足的缺陷。有些传只能注明“图籍在记，多从散逸，不能详备”，造成某些传记空洞无物。这当然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流传
通行本。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611）至贞观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十三卷。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1842—1906）：《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隋书考证 清·傅云龙校
隋书札记 清·李慈铭著
隋书斠议 清·罗振玉著

错误
《隋书》也有不少失误，如《天文志》载“普通元年……九月乙亥，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占曰：“国皇见，有内难，有急兵反叛。”其三年，义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资治通鉴》、《梁书·武帝纪下》皆载普通二年六月丁卯。

《隋书》的修史水平是较高的。
《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南史
《南史》为唐朝李延寿撰，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没有采取编年体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
文字简明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以王、谢等大家为主，《列传》多附传，附传的人物多属家族成员，例如《南史·袁湛传》附传人物达12人，《北史·陆俟传》附传多至20人，前后相去百余年，乃至于有大量的神怪迷信，王鸣盛批此甚谬妄。《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李大师
李大师（公元570年--628年），字君威，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熟悉前代历史，长于评论当代时事，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仿《吴越春秋》体例，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后因事一度中辍。他在隋末参加了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当他再执笔从事史书撰述时，已是武德九年（626），贞观二年（628）去世。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此后，由其四子李延寿继续撰成。

李延寿
李延寿， 字遐龄，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2] 。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已佚)，又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以十六年功夫，独立修成《南史》和《北史》，《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631年），李延寿丁母忧去职，回家守丧。服阕，即被派往蜀中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搜集的一些史料进行初步的编排。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延寿调回西京长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636年）写成。但这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晋史多达20种左右，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也往往失实，唐太宗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是其中之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即重修告成。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参与撰成当朝国史80卷。
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3部史书，即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这里说的16年，是从他贞观十七年（643年）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开始时间的。其实，在此很久以前，亦即从贞观三年参加修撰《隋书》时，他就开始了“二史”编撰的准备工作。那时，他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对于八代史书，他采取“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其烦冗者，即削去之”。他删削的“烦冗者”，主要是一些诏书和表文，而史实部分则尽量保留，这就使“二史”比“八书”简约多了。《南史》和《北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有南北二史之后，《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被称为八书，史称“二史八书”。《南史》与《北史》均广为流传，致“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延寿不修南史志。南史的研究，明以前人不很注意。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于是发奋成就《南史》与《北史》。《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蓝本，共566卷，又参考“杂史”千余卷，删繁就简，事增文省，其中删《魏书》《宋书》最多，删文多为诏诰、符檄、章表。《南史》有〈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但无表、志。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虏”、“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牍，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列女》之阙？书成一手，而例出两岐，尤以矛陷盾，万万无以自解者矣。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如宋《路太后传》较《宋书》为详。然沈约修史，工於诋毁前朝，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当亦揆以前后恩慈，不应存此异说也。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然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则亦何可尽废也。

北史
《北史》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

《北史》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下迄隋义宁二年（618年），记北朝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应当指出的是，隋代的最初九年即开皇元年至开皇九年（581－589年）的历史，可以作为北朝历史看待；至于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的历史，本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看成北朝史而写入《北史》是不恰当的。当然，也许是作者考虑到编纂上的困难，不得不作这样的安排，但我们今天来看待和叙述北朝史，则不应沿袭《北史》的这个做法。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字君威，隋唐之际人。他熟悉前代历史，又长于评论当世人物，青年时代就产生了撰写一部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着手做这件工作时，已是唐朝武德初年了。不久，他因生活条件的变化，又曾一度中辍了这件事。当他再次获得从事于此种撰述机会时，已是武德九年（626年），而他在贞观二年（628年）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父亲的事业和遗恨，深深地影响着李延寿，对他产生了一种感召的力量。李延寿，字遐龄，贞观初年参与《隋书》编撰工作，从这时起，他就决心把南北朝史写出来。以实现父亲的遗愿。李延寿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而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因参与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便得以广泛阅读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朝正史，于是正式开始撰写《南史》《北史》。除八朝正史外，李延寿还参考各种杂史一千余卷，历时十六年，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据说唐高宗还为《南史》《北史》写了一篇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