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马贸易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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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马贸易与军事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蟹)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 (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蟹)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蟹)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榷茶销番，保证军费和战马来源

　　从历史的真实意义来说，宋大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尔后又有东北的金政权。北宋统治者片面总结了中晚唐时期宦官擅权，藩滇割据导致唐代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忽视了北宋的国情。在军事部署上错误她采取 “守内虚外”的政策。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防止人民起来造反。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这种策略被他们所识破，就诱发了她们频倾向北宋发动进攻。同时宋军队由于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战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虽然养了百余万大军，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忧。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献大量的银、绢、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订立屈辱的“渣渊之盟”，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五万两、绢二十万匹。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 (1010-1012)，西夏发动多次人规模进攻，结果在公元1004年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发动进攻，烽人不息，长期战乱。辽和西夏按连挑战，使北宋成了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积贫积弱”王朝。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别重视对茶的垄断和茶马贸易的实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极为严酷，以维护专利政策的推行。后调整在茶叶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会之地”设荆南府、汉阳军、等六个榷货场。其次又在准南盛产茶叶的靳、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场。凡六州园户种的茶，一律隶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生产者控制起来。从而造成东南诸路茶皆榷，唯川、广茶听民自卖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图富国强兵，欲彻底改变对辽、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纳了王韶招抚居住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头对准西夏，制服辽国。过去在河北、陕西一带打战，故榷东南茶以助军响，现在要在与四川接近的地区打仗，不能舍近而求远，故决定禁榷川茶。这说明川茶之榷，主要是为了保证熙州、河州地区军事需要。

　　茶马贸易组织机构与实施办法

　　熙宁七年，神宗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筹办此事。当务之急是成立机构，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使茶马贸易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一)茶马贸易组织机构：李杞抵达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设置茶场司，在陕西秦州设置买马司。因榷茶买马本属一回事。后两司合并，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该司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组建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易马事宜。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马贸易政策具体实施办法。

　　茶马比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政(蟹)府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 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蟹)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蟹)府。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茶学学术界的深思。

　　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 “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历史的客观事实果真如此？笔者认为有重新认识深入探讨的必要，以复原历史客观真实面目，而有利增进地区联谊，加强民族团结。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丧喜庆和祭祀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可见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还是从世界中世纪法制史来看，这种取消良贱制度的创举都是史无前例的，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从古代法律的层面上讲，良贱是指两类人不同的法律地位，贱民的基础惫成是官、私奴婢。自秦至五代，历史条件不同，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变化，而相因不改的是官、私奴婢来源与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秦汉时期，奴婢改变身份的条件较为宽松。秦朝统一后，奴婢制度基本沿用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其特点是：良贱可以通婚；奴婢改变身份的途经较多，如奴婢可因军功获得爵位，而爵位可赎免亲属，冗边五年也可换取一人免贱。汉承秦制，奴婢地位没有下降。汉初奉行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年）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卷1《高帝纪下》）东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这些都说明汉代奴婢身体权获得了较高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急剧下降。曹魏时恢复了对官奴婢的黥刑，黥其面以示与良人的区别，这是对西汉废除肉刑的倒退。南北朝时期，北魏拓跋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军队攻占一地，战俘尽为官奴婢，甚至沦陷区的平民也沦为奴婢。隋唐时期，良贱制度更加完善，良贱通过立法更加固定化。《唐律疏议》中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近一百条，约占其内容的五分之一。它与国家尊卑等级制度相匹配，将历代的特权法皆入律，西汉的“上请”、曹魏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隋朝的“例减”，并增加特权法的“赎”，即官员用钱抵刑罚的律条，强调奴婢律比畜产，良贱不能通婚。“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主人杀奴婢的案件，因量刑过轻，引发私刑案件增多，实为奴隶制残余与唐初尊卑等级压迫的礼制融为一体的产物。随着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租佃雇佣制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良贱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典身制类似债务奴婢，不属于贱籍，不能转卖。官奴婢劳作达到规定年限后准许从良。因此“两税法”推行后的奴婢总量少于均田制时期，但奴婢买卖依然合法。

　　到北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良贱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太宗、真宗朝，进一步保护奴婢的身体权与生命权，主人不得私自黥面及擅杀奴婢，更不能把奴婢视为畜产估价。仁宗朝，北宋进入改革期，全国普遍执行五等户制，景祐元年（1034年），政(蟹)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开封府言旧制，公私家婢仆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须检验，或有夹带致害无由觉察”。仁宗诏令“今后所申状内无医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检验”。（《宋会要辑稿》6之31《刑法》）朝廷增设了医生签署死亡报告的款项，依法约束雇主。

　　实际上，从北宋建国以来，奴婢的性质已发生质的变化，在正式文献中，多采用表现雇佣关系的“人力、女使”的称谓。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的“嘉祐敕”以法律形式将男女奴婢称作“人力”与“女使”。其法律地位的变化，亦可通过案例证明。如：至和二年（1055年）宰相陈执中宠妾笞女使迎儿致死，殿中侍御史赵bian弹劾“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长编》卷177）。此事导致京城开封“道路喧腾”，陈执中因而被罢相。英宗时官员刘注，坐刺仆人面，“追三官，潭州编管”（《宋会要》65之23《职官》）。官员打奴婢会断送前程，表明宋代不再死守高官残害奴婢依“特权法”的传统教条。北宋后期，人力、女使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对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的立法进行了修改，“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庆元条法事类》卷16）。杀有罪人力、女使为死罪，对比真宗时杀无罪奴婢流三千里，对雇主量刑又加重了。到了南宋，擅杀人力、女使更是唯有死罪。

　　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主仆关系”，与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庆元条法事类》卷80）。雇主重视人力、女使的品行优劣，区别对待。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提到：“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馋、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此为雇佣关系的主流。相反，若雇主品行不端，人力、女使则处于弱势，因按同居法，有上下之分，尊卑之义。但是人力、女使在契约届满后去留自由，不愿留者，主仆关系自然消失。

　　与前代相比，北宋官奴婢的数量相对减少，新发现的《天圣令》残本10卷中废弃了唐令中不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视作畜产的官奴婢赏赐制度、官奴婢的劳役与供给制度、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制度（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北宋雇佣奴婢是奴婢的主体，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天圣令》中，有官奴婢可以作为财产，买卖、转让、质举的内容。仁宗以后，逐渐减少把罪犯籍没为官奴婢的做法。到南宋建炎以后，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制度得以正式废止。

　　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世界中世纪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属难能可贵。与宋代同期的辽、西夏、金、蒙古国皆存在良贱制。明朝时期，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奴婢数量较之金、元大减，但是买卖奴婢的制度并未废除。清朝从康熙以后诸帝都制定了一些奴婢从良的民事法规，但与宋代奴婢整体地位提高为良人仍存在较大差距，直到清末沈家本修律，与世界近代大陆法系接轨，奴婢制度方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