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结剧目0
河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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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起源看性善还是性恶
人性,即人之本性,对人性的研究,咋看起来是很虚、很玄、很无聊、不食人间烟火的话题。但对人性的研究,是进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单就如何建设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来说,不同的人性观点,就会有不同的路径指引。
人性是善还是恶?持有不同观点的哲学家,聚集在各自的旗帜下争吵了几千年,但直到今天,胜负好像还未分出。但,性善论的大旗好像举得稍高一点。毕竟,人们都希望人心是向善的,也喜欢和别人津津乐道“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有人错了错事,人们也会在性善的观点下给人开脱(比如:好人做了坏事)。尽管恶贯满盈之人不绝于史。
其实,中国哲学史上,性善或性恶的首倡者都是儒家大师,一个是孟子,另一个是荀子。
孟子:1、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2、http://恻隐之心,人皆有之;http://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http://是非之心,人皆有之。http://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http://恭敬之心,礼也;http://是非之心,智也。http://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以上皆引自《孟子·告子上》)
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伪也。(《荀子·性恶第二十三》)
法家代表人物很少谈论这个话题,不知道是不屑于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呢、还是政务繁忙,没空思考纯哲学领域的课题。
“趋利避害”——是法家人物不约而同的观点。不偏不倚,看似公正。
民之性: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第六》)
其实,“性恶”应当是法家看待人性的态度。
商鞅的国家起源理论、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都是在性恶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鞅的弱民理论、愚民观点、 “得奸”制度,也是在 “性恶”这棵大树上长出的枝丫丫。
商鞅认为,上古时代民众聚居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当时的通行观点是“亲亲而爱私”。“亲亲”则产生“分”的思想,会出现“你的”和“我的”观念;“爱私”则对别人生出戒备心理。民族群居在一起,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故求有上也”,希望有人定分立制,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儒家所憧憬的社会里,君主都是散布鲜花和爱的慈祥长者。而法家眼里的君主则是维持秩序、定分止争的最高权威。因此,建立国家、设立制度,是民众在“性恶”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是在各方都恐惧毁灭的力量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人人相爱而友善、大公无私、都以利他为宗旨,就没有必要建立国家、设立制度来约束大家了,谁也不愿意头顶上多一个发号施令的老爷。
作家李剑宏在其著作《王权论》中说:“到了公元18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幽暗意识’,1787年,美国独立战争成功之后,当时的‘开国诸父’聚集在费城草拟宪法,他们提出的‘联邦论文’浓重地体现了这种‘幽暗意识’。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新建的国家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又对国家制度的建立怀着戒慎惕厉的现实感。例如撰写‘联邦论文’的汉密尔顿当时这样说:我们应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无赖,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意外,便无其他目的。而素有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孙则更认为: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他直截了当地说: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了?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
相隔了这么多年,西方的国家起源论与商鞅的国家起源观点是不是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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