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知识总汇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不过，与古希腊等西方民族最早以葡萄为原料酿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中国谷物酒的酿造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至商代，由于发现了曲分离技术，不仅使酒的质量有所提高，也使酒的酿造得到进一步的普及。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酒来祭祀的记载，从古史中可知当时上层贵族饮酒的风气已经很盛，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造成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据《尚书.微子》）。传为战国人写的《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广雅》解释这句话时说：“保，使也，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之。”“伊尹酒保”的意思是说伊尹曾经在卖酒的人家或店肆中作过奴隶或雇工。伊尹原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商人用为“小臣”，后来成为商初的执政大臣。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夏末商初就已经有了卖酒的店肆了。虽然这则材料因晚出不一定可信，但是，商代未年的一些小墓中，舰爵等象征性的陶制酒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品，说明饮酒在当时的下层贵族甚至平民中也很普遍。而商人已经建立固定的城邑，有了一定的商品交换，这时候有酒在市肆中买卖应该说是可能的。

　　周人崛起于渭水平原，以农耕立国。《周礼.天官.家宰》谈到周王朝“设官分职”，已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王室的酿酒事务：“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吏八人，青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莫三百人。”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说明当时王室酿酒的规模之大，再加上贵族的家酿，可以想见当时全国的酒产量一定相当可观。而由于王都铺京、东都洛邑以及数十个封国都邑的营建，包括“酒肆”在内的“市肆”已经普遍出现，更为酒作为商品的交换提供了条件。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所谓“建国”，就是筑城。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市”里设“次”和“叙”（市场管理官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则指陈列出卖货物的场地或店铺（亦包括制造商品的作坊）。城邑市场里“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品相划分，所以卖酒的区域、场所、店肆自然被称为“酒肆”。

　　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到唐代，手工业者都是在市场上列“肆”而居、“肆”经营的，故《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淮南子.真训》说：“贾便其肆，农乐其业。”但是卖酒的店肆作为一种饮食服务业，实际上不断突破“市肆”的限制，以至逐渐遍布城乡。不过，“酒肆”作为卖酒店肆的称呼却被沿袭下来。如题为晋·张华作《博物志》云：“刘元石于山中酒肆沽酒。”山中自然没有“市肆”，故这里的“酒肆”实指的是山中的酒店。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衡，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里的“酒肆”则指的是北宋泞京城里的酒馆酒楼。诗文中写到卖酒兼提供各种服务的酒店也常用“酒肆”一词禹.

　　古代“市”、“肆”，通。《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永和）六年十二月，锥阳酒市失火，烧肆，杀人。”所以古代也用“酒市”来称酒店。如北周庚《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王成之藏李 ，为佣酒市。”唐.沈彬《结客少年场行》诗：“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间布衣。”唐·姚合《赠刘义》诗：“何处相期处，咸阳酒市春。”元·张可久《醉太平.登卧龙山》曲：“半天红雨残云在，几家渔网夕晒，孤村酒市野花开。”

　　西周时，王室酿酒，贵族一般也有条件酿酒，但平民则主要到市场上买酒。西周初，鉴于商朝统治者沉溺于饮酒而亡，曾经由周公旦以王命发布《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对民众则规定不准群饮：“群饮，汝勿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说，民众群饮，不能轻易放过，统统抓送到京城处以死刑。民众聚饮的酒，当购自酒肆，也很有可能当时民众聚饮的地方就在市场上的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西周的大小贵族，其中很流行的一首宴亲友的诗《伐木》篇写道：“有酒婿我，无酒酤我。'，意思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了。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增加，战国时饮食服务业发展得很快。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谈到以刺秦王闻名的荆柯：“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辆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战国末年，象燕国都市的酒店，为客人提供酒具，客人已经不仅可以在买酒后当场饮用，而且可以留连作歌于其中，基本上和后世的酒馆没有什么差别了。

　　由于春秋经济的发展，经战国到秦，不仅都市里有酒肆、酒店，连一般的乡镇也有酒店了。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的一个乡村无赖，《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他常到王姊、武负开的酒店去赊酒，有时还当场喝醉，睡倒不起。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很快，酒店业遂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汉未建安年间，曹操为励精图治曾下过禁酒令，当时的名士孔融为此写了一篇《与曹相论酒禁书》与之论辩，刘备建立蜀汉之初，也曾下令禁酒，不许私酿，则被简雍劝止。所以汉未三国时可以说基本没有酒禁，自然不能禁止酒店酿酒卖酒。吴大帝孙权的叔父孙济，就经常以蕴袍偿付酒店的酒债（《江表传>>）。到魏晋时，由于种种原因，从吃药到饮酒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风气。特别是入晋以后，饮酒几乎成为当时名士的标志，其中突出的代表自然是“竹林七贤”。据说阮籍曾因步兵署中有酒而愿作步兵校尉，还曾在家中大醉六十余天，以逃避司马氏的提亲。刘伶则出游时车中载酒，走到哪喝到哪。但如果以为阮籍、康等饮酒除了在家里，就是饮于郊野林泉，就不尽然了，其实他们也会到酒店饮酒。《晋书》阮籍本传就提到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即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因为魏晋时不禁私酿，所以当时的私家酒店不少，各家所酿之酒其味必然不同。晋代的清谈名士阮修，家境贫寒，四十岁还没有娶亲，以至大将军王敦为他发起捐钱娶亲。可是他虽穷却嗜酒，酒钱常常储备不乏。据说，他往往步行出游，将百钱挂于杖头，走到哪个酒店，便取下杖头钱买酒独酌。后世因称酒钱为“杖头钱” <<<世说新语·任诞>>。

《南史》颜延之本传记其逸事云：“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到酒肆裸袒挽歌，了不应对。”颜延之在刘宋时官至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象他这样的人还经常跑到酒店去光着膀子饮酒高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酒店是可以尽情尽性不拘礼法的所在吧!喜欢到酒店喝酒的士大夫在东晋六朝还不少。《南史.谢几卿传》：“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别酒萨，停车寨慢与车前二挡对饮，观者如堵。”参加朝宴犹不足，又跑到酒店去与驾车的牲口对饮，这位谢大夫确是一位可人。还有一位东晋的会稽玉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庐，列肆使姬人酷蕾酒肴，如梅饭者，数游其中，身自买易，因醉，寓寝动连日液。”（《宋书.五行志》）这位亲王为了追求酒店饮酒的情趣氛围，竟然叫人假设酒店以求醉，行为固然荒唐，亦可见当时酒店的吸引力。

　　南朝的经济比北朝发达，但是由于北朝没有实行榷酷，民间可以自由酿酒，所以当时北朝市场上洒的买卖也很活跃。特别是其中有几个地方所酿之酒遐尔闻名，成为远销他方的畅销商品。名气最大的则是洛阳刘白堕所酿的“鹤筋酒”。

　　北魏时的这位刘白堕可请是当时的酿酒专家，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也有自己私人的酿酒作坊。这种私人的酿酒作坊的发展，形成了与官置酒坊的对立。隋统一全国以后，还曾一度罢官酒坊：“开皇二年正月，帝入新宫。......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宫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隋书.食货志》）这无疑促进了私人酒坊、酒店的发展。“酒坊，，本指酿酒的作坊，因其也兼卖酒，故人们也用之来称酒店。如唐.姚合《昕僧云端讲经》诗：“远近持斋来谛昕，酒坊渔市尽无人。”元.张垦《塞上谣》诗：“玉貌当萨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唐初无酒禁，加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酿酒业及相关行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大小酒肆、酒店遍布城乡。乾元元年（750年）以后，虽然由于缺粮或遇灾荒，有几次在局部地区禁酒，甚至“建中三年，复禁酷”，不许民间私人开酒店卖酒，但却官司“置肆酿酒，制收值三千”，“以佐军费”。所以在唐代，无论是否有酒禁，人们都可以在一般的城乡随时找到酒店。唐制三十里设一驿，全国陆驿1291，水驿1330，水陆相兼之驿86，沿途随处都有酒店等服务施。“东至宋泞，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馍丰溢，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特别是“京都王者师，特免其榷”（《旧唐书.食货志》），快安、东都洛阳及其附近的酒肆、酒店得到特别的发展。据《开元遗事》记载：“自昭应县（今陕西临漳）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门，当大路市酒，量酒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乏，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唐代长安虽有东西两大市，但酒店早已突破两市，发展到里巷郊外。从春江门到曲江一带游兴之地，沿途酒家密集，所以杜甫诗中说z“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城厢内外热闹的地带则盖起豪华酒楼。当时长安的酒楼，楼高百尺，酒旗高扬，丝竹之音嗦亮。这种带楼座的“酒楼”的出现相对于酒店的历史来说，是比较晚近的事，至少在唐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酒楼因酒店之房舍建筑而得名，也意味着酒店规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与饮食供应品位的提高，无疑是与城市的繁荣、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来人们将规模较小、条件比较简陋的酒店称为“酒馆”、“酒铺”，而将档次高些、带楼座并有各种相应服务的酒店称之为“酒楼”。

　　宋王朝重视对酒务的管理，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其中有继承前代的，也有自行制定的。在宋代，除了有些地方，如两广路以及费州路、福建路等地区实行“许民般酷”，即将坊场酒税摊入民间，随二税征收，允许民间自酿自卖外，酒的榷酷制度主要是“官榷飞酒曲由官府即都曲院制造，从曲值上获取利润;而酒户则购买官曲酿酒沽卖，从卖酒中获得利润。“都酒务，，是作京以外各州、军的官办卖酒机构，县谓之“酒务”。都酒务和酒务都有造酒的作坊，又直接卖酒。所以宋人或径称酒店为“酒务”。

　　官榷之外还有“买扑”，制度，即酒税承包制度。如果某人“买扑”到某一地区的酒税以后，就可以独占这一地区的酒利，于是其他小酒店就成为其附庸，只能到它那里买酒贩卖。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给三司的一道诏书说：“自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在京脚店小户内拨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之三）可知当时京城内“买扑”的情况。

　　南宋除继承了北宋官榷、买扑制度外，还创立了“赌军酒库”。到绍兴十年（1140年），户部所辖的赌军酒库已有十多处，这年十月又改为点检赌军酒库。赌军酒库虽然是由户部主办的，但主要由军队掌握：行在临安府由殿前司经营，镇江府、建康府、扬州以及兴元府，由所在驻军掌握。至绍兴二十一年，光殿前司诸军就有66处酒坊，“脚店”无数。除此之外，各地豪绅以及达官贵人或酿私酒，或私设酒坊，与国家争利。如绍兴时殿前司都指挥使杨存中就在湖州、秀州、临安等地开设了9家私人酒坊。

　　有宋一代，国家将酒的生产买卖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加以鼓励，另一方面酿酒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酒的生产、销售和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表现得十分明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盛》、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纪事》等书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蒙古人犹如一股巨大的泥石流，从漠北草原，汹涌地冲向中原。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有相当意义，但是其负面和消极的作用、影响也是很大的。至少，在经济发展方面，蒙古人包括在其前面的女真人的入侵，打断了古代中国经济的进程，从两宋到明代中期一个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马鞍形，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元朝对酿酒基本上听任私人制造，而榷以“酒课，气另外，元朝城市商业发达，首都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扬州等城市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所以中国南北方原来已经发达的酒店、酒楼等饮食服务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据记载，元朝时，“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己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数'，（《牧庵集》卷十五）。顺帝至元时的塞相马扎尔台在通州开酒坊糟房，日产酒万石（《庚申外史衍》）可以想见当时首都及各地酒店、酒楼卖酒数量之巨。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曾下令禁酒，后又改变主张，自云“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同乐”，于是“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皇明大政记》）。这十座楼分别取名为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但他觉得十楼还不够，于是又命工部增造五楼，洪武二十七年（1390八月新楼建成，他还“诏赐文武百官，命宴于醉仙楼。”由于明王朝政策的允许，南京、北京和各地的酒店、酒楼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发展而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业，尤其是贩运性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大中城市数量增加，不少乡村也因商业的繁荣变成繁华的小市镇。从而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人情风尚的改观。所请“世欲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中晚明追求奢华享乐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官绅商贾，到读书士子、厮隶走卒，几乎无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濡染。当时不仅经济发达的南方城镇到处是歌楼酒馆，就是北方的小县城，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明万历修《博平县志》所记：“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奢，互尚荒快，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

　　清末民初，北京繁华区域，如东四、西单、鼓楼前有许多大的饭庄，一般叫某某堂（天津则叫某某成，如义和成、福聚成），如庆和堂（在地安门大街）、会贤堂（什刹海北岸）、聚贤堂（报子街路北）、福寿堂（金鱼胡同）、天福堂（前门外肉市大街）等等。这些饭庄有着共同的特点，一般都有宽阔的庭院，幽静的房间，陈设着高档家具，悬挂着名人字画。使用的餐具成桌成套，贵重精致，极其考究。这类饭庄可以同时开出几十桌华宴，也有单间雅座，接待零星客人便酌。甚至各饭庄内还搭有戏台，可以在大摆宴席的同时唱大戏，演曲艺。这些大饭庄在京城餐饮业中的地位，大概较之两宋作京、临安的豪华酒楼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饭庄规模小一些的饮食店当时叫饭馆，其名则不拘一格，如致美斋、宴宾斋、广和居、福兴居、龙源楼、泰丰楼、裕兴园、如松馆、便宜坊。这类饭馆讲口味胜于讲排场，酒当然同样不可少。其雅座之内也悬挂匾联书画，如福兴居有一个小院子，有一匾云“醉乡深处”，后改“寻常行处”，�《鸥Α熬普?俺Ｐ杏小笔?�;又有一匾是“太白酒楼”，有集唐诗一联云：“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同以往酒店、酒楼没有什么差别。至于当时一些风味饭馆，也同时卖酒。

　　饮食消费问题，不管是消费的形式，还是消费的水平和差别，都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状况以至暴露社会的种种痛疾。对历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对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现代以来，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饮食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有些方面不一定是十分合理的，似乎只有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我们这个社会饮食文化、包括酒文化的健康发展.

酒的掌故——酒与名胜古迹

　　中华神州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群山耸立，江河如网，其自然风光，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南朝陶弘景也说：“山水之美，古来共谈。”除了这种自然景观之外，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更有数不清的人文景观，这种人文景观更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

　　在这些人文景观中，关于酒的名胜古迹，也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是中国人文景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这类名胜古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诗人们留下的酒痕遗迹了。敏县太白楼有一副对联：“公昔登临，想诗境满怀，酒杯在手;我来依旧，见青山对面，明月当头。”是的，诗人们对着青山明月，自然要酒瘾大发，诗兴大作，由是，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轶闻趣事。这些文人雅士，早已仙逝，但是“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他们又留下了多少令人神往的遗迹。以李白为例，在四川江油，就留下了太白故里、匡山书院、太白楼、月爱寺等一连串古迹，构成了以李白为中心的一批文化景点。在安徽马鞍山，又留下了捉月台、李白衣冠家、顾白楼的古迹，流传着李白醉后捞月的故事。

　　另一类名胜古迹中，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甘肃酒泉，是霍去病击匈奴，汉武帝赐御酒劳军的故事。由于汉武帝所赐御酒仅一坛，霍去病将酒倾注到泉中，与将士共饮，这个故事，表现了霍去病与士卒同甘苦的作风。再如鸿门，只留下了一点遗迹，但面对鸿门遗迹，也不禁使我们感受到当年鸿门宴上的紧张气氛，在中国民间，流传着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也在名胜古迹中留下了它们的踪迹。如湖南的江南第一楼岳阳楼，就留下了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又给这座名楼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传说吕洞宾有诗说：“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在岳阳楼的楹联中，也有不少写吕洞宾三醉的。如“修到神仙，看三醉飞来，也要几杯绿酒；托生人世，笑百般好处，都成一枕黄梁.”

　　在这些景观中，有的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相得益彰，使自然景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如湖南的岳阳楼、潜州醉翁亭、当涂采石矶、苏州沧浪亭、黄州东坡赤壁等等。这些名胜古迹，本来就景色宜人，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由于有了这些酒人酒诗酒文的点缀，就更加使人留连忘返了。不仅如此，这些文化名胜古迹，也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丰厚。

　　自然也有一些名胜古迹，由于历史久远，或由于天灾人祸，已经毁坏殆尽，或仅留遗迹，或连遗迹也被淹没，可是，由于这些故事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人们仍然更怀念它，凭吊它。即使仅余一木一石，人们也极为珍贵。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灵”。　

　　中华武术的定义与特性
　　
　　武术，并不单纯指人们在争斗中简单的击打或自卫动作，挥拳舞棒，有武而无术。中华武术是经过千百年文化陶冶的一种独特的人体文化，它是以中国传统哲理和论理为思想基础，以传统兵学和医学为科学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重为鲜明特点的一项内容极为丰富的运动。它的流派繁多，拳法多姿，但基本表现形式有两种：徒手的和器械的攻防动作。寓攻防于表演中形成武术独特的美学，正如人们所说：技击是武术的“灵魂”。
　　
　　其实武术的灵魂本质还是“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武术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势的获得才是武术的最高追求，这一点与酒所给人的胆气、豪气是一致的。
　　
　　任何一个拳派都是兼有功法训练、套路演练和格斗方法三种形式。历史上武术曾经是防身卫国，进身入世，修身练性的人生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所谓“习文备武，君子之业也”。作为体育运动，武术自然具有一般体育项目的共性：即以身体运动为特征，以增强体质为价值。但中华武术又有区别于其他的运动项目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功法、套路、技击技术三位一体。功法或称内功，是套路演练和技击技术的基础。“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句武林俗谚，生动地说明内功在武术中的地位。技击意识是各派拳法共通的属性，每个动作，即使是简单的起势或收势，都含有制敌自卫的招法。太极拳看似柔缓无力，实际招招式式都有制人的诀窍。正是这种独特的技击意识，使武术与舞蹈、杂技等以表演为特征的套路演练相比，就具有一种独特的欣赏价值和美学特征。不仅如此，功法的严格要求，又使武术较其他运动项目有着独到的养生修身价值，使武术运动员的运动年龄可以长于一切运动项目。
　　
　　（二）在中华武术界有一句俗谚，即“拳起于《易》，理成于医”。这说明了中华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哲学观念，还是儒家的经世思想和伦理观念，无论是医家的辩证思想，还是兵家的审时度势的变化之道，都对中华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武术与舞蹈、戏曲、杂技等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武舞”，早在周代就是重要庆典仪式的主要内容，而各种舞蹈中更把武术视为重要的基础功夫，中国戏曲文武并重，杂技中的“飞叉”、“拉弓”、“舞关刀”、“大武术”、“小武术”等节目，也直接来源于武术。
　　
　　（三）中华武术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拳法套路，同时在各民间的或宗教的节日庆典活动中，都离不开武术。由于以上特点，形成了中华武术与一般体育活动完全不同的文化品格，从而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强调悟性，强调灵感，强调入魔般如痴如醉的投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华武术与酒的结合
　　
　　人们常说自古诗人皆好酒，其实自古武人也同样好酒，上古的夏育、孟贲、传说中黄帝的大将力牧，以及春秋时代薛炽、养由基等都是好酒的武士。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的大将樊哙的海量，更是尽人皆知的。武人的好酒，是因酒而表现出他们的豪爽气概和尚武精神，借酒寄托他们的情怀。然而，更重要的是酒还成为他们创造超绝武功的“灵浆。”清代有名的傅家拳的创始人傅青主就是在醉中造拳的。
　　
　　傅青杰，名山，字青主，别号侨黄。生于一六0七年，卒于一六八四年。山西阳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诗人、学者、画家和爱国志士，同时他还精于武功。据《石膏山志》载：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
　　年）春，他借子傅眉到天空寺与寺内主持道成法师演示打坐和五禽戏，并传授给当地名士吴成光，接着又传授给寺内和尚。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父子隐居期间，被何世基请至义塾讲学传武，遗留“傅拳”。其拳式动作名称与太极拳相似，又别于太极拳。1985年在武术挖掘整理中，由蔡承烈献出《傅拳谱》手抄本。1988年出版了《傅山拳法》一书，丰富了我国武术宝库。
　　
　　傅山留下的拳法，已经成为一个流派。而他的武功更是和他的绘画结合在一起。据传：他作画时总在酒酣之后，独处一室，舞练一番，这才乘兴作画。
　　
　　傅青主在醉中舞拳，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境地，然后又将这种人体文化的感悟，形诸笔墨，因而他的画具有一种山雨欲来的肃杀之气和灵动飞扬的韵味，而他的拳法又具有了一种醉态。酒、画和武术，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傅青主在醉中造拳，以醉态入武术，在现代和古代武术中，都有先例可循，“醉八仙”和“醉拳”、“醉剑”就是极重要的武术套路。
　　
　　醉拳、醉剑——酒与武术的具体结合
　　
　　“醉拳”是现代表演性武术的重要拳种，又称“醉酒拳”、“醉八仙拳”，其拳术招式和步态如醉者形姿，故名。考其醉意醉形曾借鉴于古代之“醉舞”（见《今壁事类》卷十二）。其醉打技法则吸收了各种拳法的攻打捷要，以柔中有刚，声东击西，顿挫多变为特色。作为成熟的套路传承，大约在明清时代。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即载《醉八仙歌》。醉拳由于摸拟醉者形态，把地趟拳中的滚翻技法溶于拳法和腿法。至今其流行地区极广，四川、陕西、山东、河北、北京、上海和江淮一带均有流传。
　　
　　作为一个独特的富于表演性的拳种，以其不同的风格特色分有三大类：一类重形，多以模拟滑稽可笑的醉态为主；一类重技，在“醉”中发展攻击性技巧，即是三指象杯的动作，亦藏扼喉取睛的杀着；再一类是技、形并重，既有醉态的酷肖，又有技法的凌厉。不管那一类，都要掌握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醉中有拳，拳法似醉，拳法的核心在于一个“醉”字，以醉取势，以醉惑人，以醉进招。其手法有刁、拿、采、扣、劈、点、搂、插等，以刁、点、搂、扣为主;腿法有蹬、弹、勾、挂、缠、踹、撩、踢等，以勾、挂、缠、踢为主;步法有提、落、进、撒、碎击、碾、盖等，以踉跄步（即醉步）为主；眼法有视、瞧、藐、瞟;身法有挨、撞、挤、靠等，这四种身法要浑成有力；跌法分佯跌、硬跌、化险跌三类；练法要求神传意发，心动形随，步碎身活，形神合一。要练到周身“无一处惧打，亦无一处不人”，挨上就着力，出手就制敌;用法讲究眼捷手，快，形醉意清，随机就势，避实就虚，闪摆进身，跌撞发招。
　　
　　关于醉拳，有一个歌诀：“颠倾吞吐浮不倒，踉跄跌撞翻滚巧。滚进为高滚出妙，随势跌扑人难逃。”这个歌诀对醉拳的特点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概括。醉拳中的关键在一个“醉”字，而这种“醉”仅是一种醉态而非真醉，在攻防中，踉踉跄跄，似乎醉得站都站不稳，然而在跌撞翻滚之中，随势进招，使人防不胜防。这就是醉拳的精妙之处。正因为醉拳在形态动作中一副醉态，所以就把地趟拳法一些技巧很自然地溶合进来，以跌扑滚翻动作的运用较多，主要动作有扑虎、栽碑、扑地蹦、金绞剪、盘腿跌、乌龙绞柱、鹊子翻身、鲤鱼打挺、剪腿跌、拔浪子、折腰提、跌叉、窜毛、磕子、小翻、单提等。
　　醉拳套路有多种：“醉八仙”，以模拟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韩湘子、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和蓝采和等八仙道家神化的形姿和武艺为特色，动作名称多以这些人物动作特点创编。如“吕洞宾剑斩黄龙”，“韩湘子横笛”、“张果老倒骑驴”等。“太白醉酒”的套路则是以模拟唐代诗人李白的形姿为主;“武松醉酒”、“燕青醉酒”、“鲁智深醉打山门”等套路，则以《水浒传》英雄命名，自然更显示了醉拳深厚的内涵，使其不同于一般武术拳种。
　　
　　“武松醉酒”一套，来源于《水浒传》中两段描写武松的文字，一是“景阳岗武松打虎”，一是“快活林武松醉打蒋门神”。前者武松是真醉，后者则是似醉而实醒。就文学家而言，是就《水浒传》的艺术性而加以研究评述，而作为武林人士，却从中受到启发，为丰富拳术套路进行创造。
　　
　　中国武术是独特的东方人体文化之一种，东方人体文化的核心是身心一元论，要求内外五关俱要相合，外五关即“手、眼、身、步、劲，气内五关即：“精、气、神、力、功”。扶醉上岗打虎的武松，在这一场人兽搏斗中，充分显示了他内外五关的功夫。
　　
　　武松打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老虎逞凶，醉者武松防御。吊睛白额猛虎首先施出了它一扑、二掀、三剪的看家招数，醉者武松面对老虎的凌厉攻势，连续躲闪，以武学“让其锋锐，攻其疲惫，'的战术先求自保，之后再伺机而攻。第二阶段是人虎搏斗相持。武松逢闪必进，守中有攻。他拿棒在手，双手抡起，劈打老虎，不想误中枯树，梢棒折断。武松只能徒手与猛虎相斗，更显示其拳法、腿法的功夫。第三段是武松反攻取胜，徒手力毙猛虎。这一段充分显示了武松的神威武勇，他一见老虎显出疲相，立刻迎上掀虎、捺虎、踢虎、打虎、毙虎！
　　
　　明代学者李卓吾曾在《水浒》眉批写道：“一副打虎图，活虎活人，俱在眼前。”
　　“快活林醉打蒋门神”中的武松，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他却没有醉，只身迎强敌，而且知道蒋门神武艺了得，“三年上泰岳争跤，不曾有对”，“那厮不说长大，原来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棍棒，拽拳飞脚，相朴为最。”不知他的门道路数的武松，自然要谨慎小心。武松佯醉动拳，用的完全是醉拳的招法，特别发挥的是醉拳的跌法与腿法。武松发以醉拳出手，就可以摸清蒋的路数，以便击败他。他以醉态，大用醉拳三跌法、身法，都是为了战胜强敌。醉拳外形特点是“身范儿，如狂似颠，步趋儿，东扯西牵”（《醉八仙歌》）。其跌法则有“挨、傍、挤、靠”、“乘虚势”的技击特长。正如拳谚所谓：“乘虚而入好用机，见势随之跌更奇，一跌连踹何处去，千斤重体似蝶飞。”武松前颠后僵，东倒西歪，形态醉极，但神意不醉，以醉诈敌，以跌迷敌，使蒋难辨真假，一时摸不着武松的路数。这一趟“醉跌”为后面的玉环鸳鸯腿的巧踢妙用作了充分铺垫。
　　
　　“醉拳”的腿法极重，中国武术素有“南拳北腿”之说，以勾、挂、缠、踢为妙用的醉拳腿法，在武松醉打快活林中显示了神威。《水浒传》第二十九回中，武松与蒋忠大斗，武松佯醉诈败，掉头便走时，“突然转身，却先飞起左腿，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腿，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望后便倒。”在关键时刻，“玉环鸳鸯腿”发挥了威力，这威力显示醉拳形醉神不醉、身醉腿不醉的特色。双腿连环，左右开弓，显示了腿法的平稳。武松起腿时，重心掌握变换自如，根底坚实才能左中，右旋随之又中，同时显示了醉拳腿法的刁钻：武松的第一腿是后挑腿（左腿），醉败中，不转身而突然后挑一腿，自然令追者防不胜防，而正在蒋门神招架之际，武松紧眼着已踢出第二腿（右腿），这是难度极大的“飞转身回旋踢”，左脚沾地身子即立旋右转，借飞转身腾跃力，右腿循弧旋腿，快速而角度多变，神妙而出人意料，腿腿相连如环，前后相伴似鸳鸯，怎不让蒋门神中腿！没有高超的弹跳、平衡能力和扎实的腰腿功夫是发不出玉环鸳鸯腿的;这一腿踢中蒋门神额角，亦即祖窍穴位，而且是凌空急速拧转中踢出的，力猛异常，全身之力量、重量皆集中在腿上，而又恰中额角，怎能不使身高马大的蒋门神“望后便倒”，“在地下告饶”呢。对于武林人士来说，这些具体而主动的描写，也为丰富醉拳的套路、技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除了醉拳之外，还有醉剑。剑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附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被奉为百兵之君，它曾经被尊为帝王的权威的象征，神佛仙家修炼的法器，更成为文人墨客抒情明志的寄托，也是艺术家在舞台上表现人物，以舞动人的舞具。直到今天，剑更成为各阶层中国老百姓健身的最富民族色彩的体育器
　　剑。一种在新石器时代生产的古老兵器，至今在大众手中舞练，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剑器吧。正因如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悠久的剑文化体系，而酒文化同样浸润其间。

　　剑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兵器，大约在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就有了剑器的发明创造，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到，用细长石薄片嵌入兽骨两侧的“石刃剑”。这种石剑体积很小，只有三寸多长，只有剑的雏形，还起不了兵器作用，可能只是生活用具。
　　铜器时代剑器开始风光一时，西周以来的“铜剑”在合金、冶铸、津炼、镀面、花纹、形制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剑作为天子、诸侯的权威的象征，也开始了自己独特文化中的内涵和外延。剑的舞练形式的记载也很早。“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见《孔子家语》）“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容貌得庄焉。”（见《札记·乐记》）可见舞剑作为一种乐教习礼的教程，大约在西周已经开始形成。
　　
　　剑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人体文化财富。就其套路而言，有太极剑、太乙剑、八仙剑、八卦剑、七星剑、三才剑、三合剑、纯阳剑、十三剑、六合剑、武当剑、昆吾剑、达摩剑、文殊剑、青萍剑、青龙剑、青虹剑、飞虹剑、峨崛剑、昆仑剑、龙形剑、蟠龙剑、云龙剑、龙凤剑、螳螂剑、通臂剑、绵袍剑、穿弗剑、奇行剑、连环剑、白鹤剑、金刚剑、子午剑、降魔剑等等。这些剑术套路有单剑，有双剑，有用长穗，有用短穗，有单手运使的剑，有双手运使的剑，有正握走势的剑，有反握走势的剑，有单人独练的，也有双人对练的，名目繁多，形式不一。但就剑术体势而言，可归为四大类。
　　
　　一曰工架剑：架势规整，劈、刺、洗、砍、撩、挑、
　　点、崩、击、斩、抹、勾、挂。各种剑术招势清楚洗练规范明确，是练剑者的基本训练。一招一势，端端正正，形健骨整。
　�《?恍薪＃捍死嘟Ｔ硕?氐闶嵌嘧呤疲?偻Ｊ疲?莺峄踊簦?鞒┪拗汀�
　　三曰绵剑：它的特点是柔和蕴藉，缓缓不断，自始至终，如圆圆无垠，连绵相属，太极剑中的不少流派的剑术皆为绵剑。
　　四曰醉剑：这是酒文化浸润的剑术，它的风格独特，深受人们欢迎，尤其适于表演，多为戏曲、舞蹈艺术吸收。它的运动特点是：奔放如醉，乍徐还疾，往复奇变，忽纵忽收，形如醉酒毫无规律可循，但招招势势却讲究东倒西歪中暗藏杀着，扑跌滚翻中透出狠手。剑器作为一种武器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现在剑器主要是一种健身器械，而剑术已经纯粹是一种和舞蹈结合起来的表演项目。而醉剑由于它那如醉如痴，往复多变和动作极强的特点，在舞剑中更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如电影《少林寺》中的醉剑就是。在1980 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创作二等奖、表演一等奖的独舞《剑》，就是利用醉剑的动作素材创作的。该剑舞通过借酒消愁，醉后舞剑，表现了剧中人物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表演者张玉照运用醉剑的“摆浪”技巧，以及结束时空中转体的一剑砍掉灯台的表演，扬剑直指云霄的静止造型等，显示了醉剑艺术的独特的感染力和创作者的巧妙构思，以及表演者的高超技艺。

　　除醉拳与醉剑之外，还有醉棍。醉棍是棍术的一种，它是把醉拳的佯攻巧跌与棍术的弓、马、仆、虚、歇、旋的步法与劈、崩、抡、扫、戳、绕、点、撩、拨、提、云、挑，醉舞花、醉踢、醉蹬连棍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极为实用的套路，传统醉棍流传于江苏、河南的《少林醉棍》，每套36式。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
　　
　　醉拳醉剑以及醉棍，作为极富表演性的拳种，它产生的机制，鲜明地表现了东方人体象形取意的包容性和化腐朽为神奇的特点。象形取意本是人类在取法自然中的自强手段，中国武术的象形取意有四种表现，一是模拟一种传统文化背景下深藏民心的精神，如对龙的模拟是此种，另如武技和舞姿动作中的“单凤展翅”、“仙人指路”、“韦陀献样”都是此类;另一种则是对禽兽体能的象形取意，如戏曲武功的“虎跳”、“旋子”、“鹊子翻身”等;第三种是根据武术攻防规律，选取摹仿具有攻防功能的动作和形态编制的套路或招法，“螳螂拳”、“蛇拳”都是此类;醉拳的产生则是第四类象形取意。不可否认，醉酒是一种不正常的体态，然而东方人体文化却能化丑为美。醉拳不只有特殊的攻防价值，而其观赏性尤为人喜爱，“醉拳”、“醉剑”、“醉者戏猴”、“醉棍”不只是武术中的表演项目，根据这些素材创作的电影《大醉拳》和舞蹈《醉剑》都曾经是深受欢迎的节目。

醉打描写的艺术魅力
　　
　　酒与武术技击关系之密切，也可以从艺术描写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例如《水浒传》，几乎是无打不写酒，有酒必写打。为什么?是闲笔么?是点缀么?不是。那么，道理何在呢?在武打中，他们的生命不能不活跃地显示出力量;不能不需要激动，甚至冲动;不能不需要冒失，甚至冒险：不能不需要强烈的动作，强烈的烘托，强烈的渲染，强烈的冲突。于是乎，为了生动地写好这类打斗，施耐庵从“杏花村'，请来了这一令人感奋激发的物质材料一一酒。以武松、鲁智深这样的血性男儿，以武松、鲁智深那样惊心动魄的打，非有酒以壮声色不可！《水浒传》第四回有几句话单说那酒：“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小胆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酒能添壮士英雄胆，端的是道破了施公为什么请“酒”的良苦用心。
　　
　　施耐庵以酒托打，以打写人，提供了读者的心理效应、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的准备。这类在武打中出现的酒，已不是生活琐事了，而是获得了生命，获得了动作性、形象性与幽默性，成了戏剧冲突和好汉们斗争生活的高度艺术概括。从艺术欣赏角度看，醉打之美，美于单纯的打。因为它更加趣味盎然地感性地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上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旧日酒肆门口常有一副对联，其上联曰“醉里乾坤大”，我说，《水浒》的醉打里面“乾坤”更大。这乾坤，是艺术的乾坤，深入其中，虽不饮那琼液流霞，已使人有悠悠然的醉醺之感了。

　　首先，有一种勇气感。景阳岗一节不从打虎落笔，偏从喝酒开篇。十五碗酒使人感到武松非凡的气质和英雄的气概，为打虎作了充分的铺垫。所以他在山神庙前看到虎害印信告示时，想到身为好汉，难以转去，乘着酒兴，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岗上，醉打老虎！这就把武松赤手空拳打虎的勇气烘托出来，引起读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理震荡。“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在“长空飘絮飞绵”的大雪之天，施耐庵大匠运斤，举重若轻，选三、两件道具：“花熗挑了酒葫芦”，来表现“打与醉”。这实在是“力加诗”的境界。这场醉，这场打美极了，浪漫极了，雅极了，也激烈极了。一支花熗，一葫芦酒，一场大火，一挺熗，一把刀，三条仇人性命！虽然，他认清了他脚下的路，他再也不彷徨、犹豫、幻想了，他只有一条路：逼上梁山了！当读者似乎看到他肩头的挑着酒葫芦的花熗，把纷扬大雪、严凝雾气逐渐溶化了时候，不由得不去探索、追求人生价值的深邃哲理。
　　
　　其次，有一种豪气感。鲁提辖自上五台山净了头发，本来也应“净”了“凡”心;入了空门，本来也应“空”了嫉恶如仇的念头。可是他偏生不安稳，第一次喝了酒，捕入寺院醉打山门，第二次，“吃得口滑”之后，又喝了一桶，一膀子扇了山亭，又打得“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是的，面对那黑暗的社会，一串梵珠怎能使他安心，一部佛经怎会让他平静?他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他宁可做“裸形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见书第四回〉，也不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让他“笑挥禅杖”、“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诲臣”去了！在花和尚的豪饮豪打面前，任何自身的渺小和平庸，难道还不应该摆脱，克服和净化么?

　　以上，便是醉打的一种美的形态，是现实肯定实践的重要形式;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形态，则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形式。武松大闹快活林，施公于一路之上，把十二三家酒店串成一根线，让英雄一路饮去，悉心造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大快人心的妙境。在快活林酒店，武松围绕着打酒、尝酒、换酒、闹酒、泼酒、将蒋妾和两个酒保捺入酒缸等一系列恶作剧行为，辛辣地嘲弄了与官府串通一气，不可一世的恶霸势力！最后闹而成打，武松醉拳出手，迫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蒋门神在地上连叫“好汉饶我！休说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

　　更大胆的，作家还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御酒作为好汉们的醉打时可以任意挪揄、摆弄的对象，“活阎罗倒船偷御酒”写陈太尉责十瓶御酒，“赦罪”丹诏到梁山招安，阮小七与水手们把御酒一饮而尽，换上十瓶水酒，还放水差点淹死太尉！表现了好汉们对投降的否定，间接地显示出对好汉们起义到底的肯定。至于周通醉入销金帐，被喝得八分醉的鲁提辖骑在地上痛打一顿，武松大醉如泥，酒后无德，砍狗入水，醉卧雪塘，被白虎山的孔氏弟兄吊打一顿，则构成了否定型的滑稽，表现了好汉们将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综合地看施公写醉打最大的艺术特色，乃是拳形合一。这点在“醉打蒋门神”中表现尤为突出。宋·欧阳修曾说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也。”武松醉酒之意亦不在醉，在乎打也！表面上看，他“前颠后偃，东倒西歪气但实际是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这一场打以醉为形，武松着实地动了脑筋，施公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其一，他与蒋忠素不相识，他以醉试探蒋忠实力虚实，“武人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样可以胜不露色，败不慌神，进退自如，避免给施恩带来恶果; 其二，他与蒋忠素无冤仇，只有醉闹事，以佯醉来激化矛盾，把醉当作打的引爆线;其三，打的地点是快活林酒店，以醉为由，便于发挥，其四，从书中描写看，武松擅长醉拳。醉系障眼法，用以迷惑对手，实际他只是“带着五七分酒，却装做十分醉的”，跌跌撞撞，飘飘忽忽之中，藏机关杀手，寓攻防技击。果然蒋门神上当了，“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在难以逆料之中，顷刻之间已被制于未防。
　　
　　《水浒传》高超的醉打描写，便酒文化与武术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族风格，它不只是现实世界的严肃或轻松的反映，拳形合一的艺术表现，而成为表现故事，塑造人物，显示武功的巧妙载体。（附记：文中关于醉打艺术一节，参考和引用了王资鑫先生的《醉打的艺术魅力》一文）

名酒集萃——茅台酒

　　飞天牌、贵州牌茅台酒是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酒厂的产品。1984年获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奖，1952年、1963年、1979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届评酒会上蝉联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85年获法国国际美食及旅游委员会金质奖，1986年被评为贵州省名酒获金樽奖，同年在法国巴黎第12届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金奖，1992年获美国国际名酒博览会金奖及日本第四届白酒与饮料国际博览会金奖。

　　贵州仁怀县古属鰼国，早在2000年前已酿酒，以“蒟酱酒”称著于世。据《史记》载，汉代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令唐蒙出使南越，饮到鰼国产的“蒟酱酒”。又《仁怀厅志》也载有古诗曰：“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蒟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鰼部来”。元代宋伯仁《酒小史》也载有“南粤唐蒙蒟酱”酒典故。西晋咸宁三年（227）犍为郡的陈端发动农民起义，以“始用酒一斗、鱼一头”吸收义民。当时仁怀县属犍为郡，是陈瑞活动的地区，说明酿酒是很普遍的。唐代酿有“咂酒”。明代绘制的茅台村《邬氏族谱》上标有酿酒作坊。清代酿有“咂酒、水酒、火酒、高梁窨酒、老酒”等品种，尤以茅台酒驰名遐迩。1990出土文物路碑是清乾隆49年（1984年）刻制的，上刻有“茅台偈盛酒号”。《黔语》曰：“茅苔村隶仁怀县，滨河土人善酿，名茅台春，极清洌。”又《田居蚕室录》曰：“仁怀城西茅苔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纯用高梁者上，用杂粮者次之，制法煮料和曲即纳地窖中，弥月出窖熇之，其曲用小麦谓之曰白水曲。黔人又通称大曲酒，一曰茅苔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昆贵，民困于食，职是故也。”《贵州通志》载：“按黔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苔村之高梁酒最佳。郑子尹诗所谓‘酒冠黔人国’也。”1939年编《贵州经济》载有：“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满清咸丰以前，有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梁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茅台酒。其最初创办，究系何年、何人？虽无可考，然于杨柳湾侧有化字炉，建于前清嘉庆八年（1803），其捐款姓名中有一‘大和烧坊’字样，故知其在嘉庆年间已有酿酒之烧坊无疑……。”

　　至咸丰壬子年（1852），乃有成义酒房（团溪人华桎坞建，称华茅）之设立，壬戌年（1862年）又有荣和烧房（邑人石荣雯、孙全太及天和盐号的王定夫集资建，称王茅）相继成立。此茅台酒制造历史最久之烧房也。因历史最久，故其制法精良，品质醇美，曾于民国四年（1915）世界物品展览会（系“巴拿山万国博览会”）荣和烧房送酒展览，得有二等奖状奖章（据《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载：“银质奖章，贵州公署酒”。又据1918年省署呈文载：茅台酒“原系一造酒公司名义”参展，成裕和荣和两家酒房，俱系曾经得奖之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西南各省物品展览会，成义酒房又得特等奖状奖章……亦于民国十八年（1929）有周炳衡弟兄以天福宫店主贾久钦之资本，建筑衡昌酒厂从事茅酒制造，该厂规模较大，设备整齐，酒之品质亦颇优良。“1940年衡昌酒厂归赖永初，更名为恒兴茅台酒厂，俗称“赖茅”。其“茅台酒厂，俗称“赖茅”。其“茅香酒国”的三家酒品均盛誉于世，早在民国19年（1930）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上成义茅酒获特等奖、荣和茅酒获甲等奖、衡昌茅酒获甲等奖。“自是茅台之酒，驰名中外，销路大有与年俱增之势。于是垂涎此种厚利，羡慕此项美名，继而倡导，设厂仿造者大有人在，所谓遵义集义茅酒、川南古蔺县属之二郎滩茅酒、贵阳泰和庄、荣昌等酒，均系仿茅台酒之制法，亦称曰茅台酒”。1951年在成义酒房基础上改建为贵州茅台酒厂，1952年陆续将恒兴、荣和并入，沿袭传统工艺，继续生产茅台酒。

　　茅台酒系以优质高梁为原料，用小麦制成高温曲，而用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发酵期长，多次发酵，多次取酒等独特工艺，这是茅台酒风格独特、品质优异的重要原因。

　　酿制茅台酒要经过两次加生沙（生粮）、八次发酵、九次蒸馏，生产周期长达八九个月，再陈贮三年以上，勾兑调配，然后再贮存一年，使酒质更加和谐醇香，绵软柔和，方准装瓶出厂，全部生产过程近五年之久。

　　茅台酒是风格最完美的酱香型大曲酒之典型，故“酱香型”又称“茅香型”。其酒质晶亮透明，微有黄色，酱香突出，令人陶醉，敞杯不饮，香气扑鼻，开怀畅饮，满口生香，饮后空杯，留香更大，持久不散。口味幽雅细腻，酒体丰满醇厚，回味悠长，茅香不绝。茅台酒液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特点，是由酱香、窖底香、醇甜三大特殊风味融合而成，现已知香气组成成分多达300余种。酒度53度。陈毅有诗：“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章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

名酒集萃——汾酒

　　古井亭牌、长城牌、汾牌、老白汾牌汾酒均是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汾酒厂的产品。1952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荣获八大名酒之一，蝉联全国第二、三、四、五届评酒会国家名酒称号，并荣获金质奖章，1992年获法国巴黎国际名优酒展评会特别金奖。

　　汾阳古称汾州，南北朝时产有“汾清”酒。据《北齐书》载：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晋阳给其侄河南康舒王孝瑜的手书中说：“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唐代诗人李白曾在汾阳携客品酒，醉校过古碑。唐宋以来的文献和诗词中也多有“汾州之甘露堂”酒、“干榨酒”、“干和酒”等记载。清代以汾酒闻名于世，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列举五十余种国内名酒，将“山西汾酒”排在首位。《汾阳县志》载：“汾酿以出自尽善杏花村者最佳。”故后人借唐代杜牧《清明》中“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作为赞颂汾酒，以杏花村著称于世。该村用于酿酒的古井至今犹存，井旁墙壁上刻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傅山题写的字匾“得造花香”，并有“申明亭酒泉记”石碑一座，刻有赞美井水“其味如醴，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俗梨春不足方其清洌。”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开设宝泉益酒坊。1912年后又设崇盛永和德厚成酒坊，三家常年生产汾酒。1915年宝泉益易名为义泉涌，将崇盛永和德厚成相继并入。1919年太原成立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将义泉涌并入。其产品于1915年国货展览会上获二等奖，同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甲等大奖章，1928年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获一等、二等奖。自此扬名国外，成为国际上著名酒品之一。1947年晋裕公司破产。翌年又投入小型生产。1951年在原杏花村酒坊基础上建成“杏花村汾酒厂”，以后逐年扩建，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白酒厂之一。

　　汾酒以晋中平原所产的“一把抓”高梁为原料，用大麦、豌豆制成的“青茬曲”为糖化发酵剂，取古井和深井的优质水为酿造用水。这口有优美传说的古井之水，与汾酒的品质有很大关系。汾酒发酵仍沿用传统的古老“地缸”发酵法。酿造工艺为独特的“清蒸二次清”。操作特点则采用二次发酵法，即先将蒸透的原料加曲埋入土中的缸内发酵，然后取出蒸馏，蒸馏后的酒醅再加曲发酵，将两次蒸馏的酒配合后方为成品。

　　汾酒，酒液无色透明，清香雅郁，入口醇厚绵柔而甘洌，余味清爽，回味悠长，酒度高（65度、53度）而无强烈刺激之感。其汾特佳酒（低度汾酒）酒度为38度。汾酒纯净、雅郁之清香为我国清香型白酒之典型代表，故人们又将这一香型俗称“汾香型”。专家称誉“其色、香、味”被实为酒中“三绝”，历来为消费者所称道。除销往全国各地及香港、澳门地区外，远销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波兰、美国等五大洲四十余个国家。

　　1960年谢觉哉题诗曰：

　　逢人便说杏花村，

　　汾酒名牌天下闻。

　　草长莺飞春已暮，我来乃是雨纷纷

名酒集萃——泸州老窖

　　泸州牌、麦穗牌泸州老窖特曲又称泸州老窖大曲酒，是四川省沪州老窖酒厂的产品。1985年、1988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及金爵奖、1952年、1963年、1979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届评酒会上五届蝉联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87年在泰国曼谷第二届国际饮料食品展览会上获金鹰金杯奖。1988年获香港第六届国际食品展金鼎奖，1990年获法国巴黎第41届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1992年获匈牙利布达佩斯和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名酒展览会特别金奖及金奖。

　　泸州古称江阳，酿酒历史久远，自古便有“江阳古道多佳酿”的美称。泸州地区出土陶制饮酒角杯，系秦汉时期器物，可见秦汉已有酿酒。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出兵江阳忠山时，使人采百草制曲，以城南营沟头龙泉水酿酒，其制曲酿酒之技流传至今。宋代酒业较为兴盛，熙宁年间酒课为“一万贯以下”，据《宋史》载泸州等地酿有小酒和大酒，“自春至秋，酤成即鬻，谓之小酒。腊酿蒸鬻，侯夏而出，谓之大酒。”大酒系烧酒。诗人墨客留有赞酒诗文，黄庭坚曰：“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唐庚曰：“百斤黄鲈脍玉，万户赤酒流霞。余甘渡头客艇，荔枝林下人家”。杨慎曰：“江阳酒熟花似锦，别后何人共醉狂”，又曰：“泸州龙泉水，流出一池月。把杯抒情怀，横舟自成趣”、张船山曰：“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楼红处一江明。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橙”。元代泰定元年（1324）已酿大曲酒。明代万历十三年（1586）泸州大曲酒工艺初步成型。《泸县志》载：“酒，以高梁酿制者，曰白烧。以高梁、小麦合酿者，曰大曲。”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前后，“舒聚源糟坊”开业。乾�《???辏�1757）增建4个酒窖，其大曲酒脍炙人口。同治八年（1869）“舒聚源糟坊”改号为“温永盛糟房”，有大曲酒窖10个，其中6个建于1650年左右，4个建于1750年左右。清末白烧酒糟户达600余家，“民国以来减至三百余家矣。大曲糟户十余家，窖老者，尤清洌，以温永盛、天成生为有名。

　　“1949年泸州有酒坊36家。1951年至1952年间，组成春和荣、温永盛、定记、曲联四个联营酒社，联合12家作坊继续生产。

　　1952年以金川酒厂为主吸收未参加联营的17户酒坊成立四川省专卖公司国营第一曲酒厂。1955年将四个联营酒社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酒厂，其第一曲酒厂改为地方国营酒厂。1960年两厂合并为泸州曲酒厂，1990年易为现厂名。1952年按泸州老窖大曲产品内在风格上的细微差异进行分级，分为特曲、头曲、二曲、三曲，其品级最高的为特曲酒，也是出口的泸州老窖大曲酒。

　　泸州曲酒的主要原料是当地的优质糯高梁，用小麦制曲，大曲有特殊的质量标准，酿造用水为龙泉井水和沱江水，酿造工艺是传统的混蒸连续发酵法。蒸馏得酒后，再用“麻坛”贮存一、二年，最后通过细致的评尝和勾兑，达到固定的标准，方能出厂，保证了老窖特曲的品质和独特风格。

　　此酒无色透明，窖香浓郁，清洌甘爽，饮后尤香，回味悠长。具有浓香、醇和、味甜、回味长的四大特色，酒度有38度、52度、60度三种。

　　华罗庚题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无忧，特曲是尝；产自泸州，甘洌芬芳。”

名酒集萃——西凤酒

　　西凤牌西凤酒是陕西省�锵柘匚鞣锞瞥У牟?贰�1984年获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奖，1979年在全国第三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优质酒称号及银质酒，1952年、1963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一、二、四、五怏平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92年获法国巴黎国际名优酒展主会特别金奖，1993年获法国巴黎第15届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凤翔古称雍州，酿酒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已有酿酒，境内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中有各种酒器，充分说明当时盛行酿酒、贮酒、饮酒等活动。《酒谱》记有：“秦穆公伐晋及河，将劳师，而醑惟一钟。蹇叔劝之曰：‘虽一米投之于河而酿也’，于是乃投之于河，三军皆醉。”这就是淬在雍州“秦穆公投酒于河”的典故。又据《史记》载：秦穆公“亡善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由以上史实可见，当时雍州已酿有“醪”和“酒”。唐代肃宗至德二年（757），将雍州改称“凤翔”，取意周文王时“凤凰集于歧山，飞鸣过雍”的典故。自唐代以来，凤翔就素称“西府凤翔”。仪凤年间，吏部侍郎裴行俭送波斯王子回国途经凤翔柳林镇，饮酒后即兴赋诗曰：“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据张能臣《酒名记》载，宋代“凤翔橐泉”酒已称著。宋嘉祐七年，苏轼任凤翔府判官时作有赞柳林酒的诗文：“花开美酒唱不醉，来看南山冷翠微。”明代也有文人赞誉柳林酒的诗文，苏浚《东湖》诗中有“黄花香泛珍珠酒，华发荣分汗漫游”。清代以“凤酒”著称，而且在“八百里秦川”的宝鸡、歧山、郿县及凤翔县等酿制之烧酒均称“凤酒”。1929年编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载：“凤翔县兴盛德之凤翔烧酒”获二等奖。1934年编的《第三届铁展陇海馆专刊》云：“陕省则以凤翔、歧山、宝鸡等县所产凤酒最优质，味醇馥，与山西汾酒不相上下。往岁产最甚丰，凤翔、宝鸡年各出数百万斤。”但到1949年时，柳林镇仅有七家小酒坊。1956年在凤翔县新民酒厂的柳林镇两个生产小组基础上建成西凤酒厂，翌年按传统工艺继续投产此酒。

　　西凤酒以当地特产高梁为原料，用大麦、豌豆制曲。工艺采用续渣发酵法，发酵窖分为明窖与暗窖两种。工艺流程分为立窖、破窖、顶窖、圆窖、插窖和挑窖等工序，自有一套操作方法。蒸馏得酒后，再经3年以上的贮存，然后进行精心勾兑方出厂。

　　西凤酒无色清亮透明，醇香芬芳，清而不淡，浓而不艳，集清香、浓香之优点融于一体，幽雅、诸味谐调，回味舒畅，风格独特。被誉为“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而各不出头”。即酸而不涩，苦而不黏，香不刺鼻，辣不呛喉，饮后回甘、味久而弥芳之妙。属凤香型大曲酒，被人们赞为它是“凤型”白酒的典型代表。酒度分39度、55度、65度三种。

名酒集萃——五粮液酒

　　五粮液牌五粮液酒是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的产品。1985年、1988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及金爵奖，1963年、1979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二、三、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88年获香港第六届国际食品展览会金龙奖，1989年获日本大孤第三届89关西国际仪器展金质奖，1990年获泰国国际酒类博览会金奖，1991年获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国际展览会金奖及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1992年获美国国际名酒博览会金奖1993年获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博览会特别金奖。

　　宜宾古为戎州、叙州，酿酒历史悠久。据宜宾地区出土汉墓遗物中，有许多陶制和青铜制的酒器，说明早在汉代就已盛行酿酒和饮酒的风俗。宜宾盛产荔枝，据《华阳国志》和《太平御览》中均有记载，其荔枝甜郁芬芳，多汗可酿酒，故当地自古以美酒和荔枝相联系。唐代酿有“重碧”酒，永泰元年（765）诗人杜甫在戎州赋诗曰：“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重碧拈春酒，轻红臂荔枝。”宋代酿有“荔枝绿”、“绿荔枝”名酒。元符年间，黄庭坚旅居戎州曾赋《廖致平送绿荔枝，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枝绿酒亦为戎州第一》诗曰：“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里面轻红肌；泼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谁能品此胜绝味，惟有老杜东楼诗。”又据《叙州府志》载：“荔枝绿酒，宋王公权造，黄庭坚称为‘戎州第一’，有‘荔枝绿颂’，曰：王墙东之美酒，得妙用于三物，三危露以为味，荔枝绿以为色，哀白头而投裔，每倾家以继酌。”说明“荔枝绿”是用多种粮食酿制而成的。黄庭坚在《金鱼井》诗中赞戎州酒曰：“姚子雪曲，杯色争玉。得汤郁郁，白云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螯。”熙宁年间其酒课为“五千贯以下”。元代的《酒小史》还载有“王公权荔枝绿，廖致平绿荔枝”酒名。明代酿有“咂嘛酒”，如《本草纲目》载：“秦、蜀有咂嘛酒，用稻、麦、黍、秫、药曲，小罂封酿而成，以筒吸饮。”清代酿有“杂粮酒”，闻名于世，系由“荔枝绿”、“咂嘛酒”脱颖发展成的“烧酒”，是用高梁、粳稻、糯稻、玉米、荞麦五种谷物酿成。1929年宜宾县前清举人杨惠泉爱其酒质优点，而鄙其名称，更名为“五粮液”。

　　五粮液酒厂有旧糟坊的老窖遗物，为明代所遗，迄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清初，叙州城有4户酒坊，在二坎子有温德丰糟房（后改为利川永）、马家巷有张万和糟房南门有德盛福糟坊、东门有长发升糟房，各有三个酒窖，其中以温德丰糟房酒窖最早，产酒最佳美。清雍正年间酒窖增至52个。1840年至1937年糟坊达14家，酒窖125个。1949年，只剩9家糟坊，酒窖76个。1952年在利川永、长发升、张万和等糟房的基础上建成现酒厂，继承传统工艺，恢复和发展五粮液生产。

　　五粮液的酿造原料为红高梁、糯米、大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糖化发酵剂则以纯小麦制曲，有一套特殊制曲法，制成“包包曲”，酿造时，须用陈曲。用水取自岷江江心，水质清洌优良。发酵窖是陈年老窖，有的窖为明代遗留下来的。发酵期在70天以上，并用老熟的陈泥封窖。在分层蒸馏、量窖摘酒、高温量水、低温入窖、滴窖降酸、回酒发酵、双轮底发酵、勾兑调味等一系列工序上，五粮液酒厂都有一套丰富而独到的经验，充分保证了五粮液品质优异，长期稳定，在中外消费者中博得了美名。

　　五粮液酒无色，清澈透明，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绵，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至好处。酒度分39度、52度、60度三种。饮后无刺激感，不上头。开瓶时，喷香扑鼻；入口后，满口溢香；饮用时，四座飘香；饮用后，余香不尽。属浓香型大曲酒中出类拔萃之佳品。

　　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赋诗曰：名酒五粮液，优选味更醇；省粮五百担，产量增五成。

　　豪饮李太白，雅酌陶渊明；深恨生太早，只能享老春。

名酒集萃——古井贡酒

　　古井牌古井贡酒是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酒厂的产品。1984年获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奖，1987年被评为安徽省优质产品，1988年在法国第13届巴黎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金奖，1963年、1979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二、三、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92年获美国首届酒类饮料国际博览会金奖及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亳州曾称亳县，古称谯陵、谯城，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汉代酿有酒品闻名著称。据《魏武集》载：曹操向汉献帝上表献过“九酝酒法”，说：“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今仅上献。”“贡酒”因而得名。据《亳州志》载：现在酿酒取水用的古井，是南北朝梁代大通四年（532）的遗迹，井水清澈透明，甘甜爽口，以其酿酒尤佳，故名“古井贡酒”。宋代时亳州酿酒业很发达，熙宁年间的酒课达“十万贯以上”。明代初期，怀姓商人在减店集建“公兴糟坊”以酿“减酒”闻名于世。清代，亳州酿有众多酒品，《亳州志》载：“酒品，高梁酒俗曰大曲酒，其高者曰干酒；明流酒又名希熬，相传陈希夷先生始造故名；小药酒，用药曲蒸成，惟夏月饮之可以祛暑；福珍酒，其色红，其味甜；老酒，其香味仿佛绍兴酒；三白酒，色白味甜，糯米酿成；竹叶青、状元红、佛手露，皆高梁酒之染色者”，可见亳州酿酒业发达。1925年，城内有54家糟坊，以“三盛、在源永糟坊”著称。1948年剩有18家糟坊。1952年“公兴糟坊”停业，1958年改为公社小酒厂，酿制代用品酒。第二年改建为古井酒厂，1960年投产此酒。

　　古井贡酒以本地优质高梁作原料，以大麦、小麦、豌豆制曲，沿用陈年老发酵池，继承了混蒸、连续发酵工艺，并运用现代酿酒方法，加以改进，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独特工艺，酿出了风格独特的古井贡酒。

　　古井贡酒酒液清澈如水晶，香纯如幽兰，酒味醇和，浓郁甘润，粘稠挂杯，余香悠长，经久不绝。酒度分为38度、55度、60度三种。

　　书法家启功题词：“佳酿千年传魏井，浓香万里发汤都。”有诗为证：“琼浆始汉家，献帝龙颜夸。煮酒论英雄，曹刘说天下。”

名酒集萃——全兴大曲酒

　　全兴牌全兴大曲酒是四川省成都全兴酒厂的产品。1959年被命名为四川省名酒；1958年、1988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及金爵奖，1963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二、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88年获香港第六届国际食品展金钟奖。

　　成都古为蜀国、蜀州，酿酒历史悠久。据汉代古辞《蚕丛国诗》曰：“川产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这首古诗生动地描绘出在西周末年至春秋之间，成都平原的先民辛勤劳作、黍稷丰收、酿酒敬老的美德。先秦时酿有“清酒”。汉代酒业较兴盛，如成都城郊出土汉代画像砖中，有《酿酒图》、《宴饮图》、《酤酒图》、《酒肆图》等，充分说明民间酿酒、饮酒的风习。三国时，章武年间刘备在成都“禁酒，酿者有刑”。唐代酿有“生春酒”列为贡品。当时成都酒品颇受文人名士所青睐，杜甫曰：“蜀酒浓无敌”，又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张籍曰：“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李商隐曰：“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乃是卓文君”，又说“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雍陶曰：“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薛涛有“浓酒属闲人”的诗句。宋代酿有酒品较多，张能臣在《酒名记》中有“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锦江春、又浣花堂”等名酒。熙宁年间酒课高达“四十万贯以上”，为全国第二大产酒地区。元代酿有“刺麻酒”。明代酿有“白酒”、“万里春”酒。彭作宾诗曰“万里桥西呼白酒”。又《酒谱》载：“范至能酒于成都，用八桂法，名万里春”。明末清初，陕西王姓客商开店自酿自卖酒品。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王姓三代孙在东门外水井街建“福升全酒坊”，引“薛涛井”水酿制“薛涛酒”，颇著称于世，李汝珍《镜花缘》中将“成都薛涛酒”列入全国50余种名酒之中。冯家吉诗曰：“枇杷深处旧藏春，井水留春不染尘。到底美人颜色好，造成佳酿最熏人。”酿酒作坊曾达30余家。道光四年（1824）在城内水花街开辟分号，名为“全兴成”，所酿之酒名为“全兴大曲”。1951年改建为成都酒厂，承袭传统工艺，继续生产全兴大曲，1989年易为现厂名。

　　该酒选用优质高梁为原料，以小麦制成中温大曲，采用传统老窖分层堆糟法工艺，经陈年老窖发酵，窖熟糟香，酯化充分，续糟润粮，翻沙发酵，混蒸混入，掐头去尾，中温流酒，量质摘酒，分坛贮存，精心勾兑等工序酿成。

　　全兴大曲酒质呈无色透明，清澈晶莹，窖香浓郁，醇和协调，绵甜甘洌，落口净爽。系浓香型大曲酒。酒度分38度、52度、60度三种。

名酒集萃——董酒

　1963年被命名为贵州省名酒，1986年获贵州省名酒金樽奖，1984年获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奖，1988年获轻工业部优秀出口产品金奖，1963年、1979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二、三、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91年在日本东京第三届国际酒、饮料酒博览会上获金牌奖；1992年在美国洛杉矶国际酒类展评交流会上获华盛顿金杯奖。

　　遵义酿酒历史悠久，可追溯到魏晋时期，以酿有“咂酒”闻名。《遵义府志》载：“苗人以芦管吸酒饮之，谓竿儿酒”。《峒溪纤志》载：“咂酒一名钓藤酒，以米、杂草子为之以火酿成，不刍不酢，以藤吸取。”到元末明初时出现“烧酒”。民间有酿制饮用时令酒的风俗，《贵州通志》载：“遵义府，五月五日饮雄黄酒、菖蒲酒。九月九日煮蜀?>为咂酒，谓重阳酒，对年饮之，味绝香”。清代末期，董公寺的酿酒业已有相当规模，仅董公寺至高坪20里的地带，就有酒坊10余家，尤以程氏作坊所酿小曲酒最为出色。1927年程氏后人程明坤汇聚前人酿技，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酿酒方法，使酒别有一番风味，颇受人们喜爱，被称为“程家窖酒”、“董公寺窖酒”，1942年称为“董酒”。其董公寺据《遵义府志》载：“在治北十五里。陈志：按旧名龙山寺，后名西乐寺。康熙元年兵备董显忠重葺，有邑举人王以冲记。乾隆六年，有燕僧来，重修，易名董公寺。”董酒工艺秘不外传，仅有两个可容三至四万斤酒醅的窖池和一个烤酒灶，是小规模生产。其酒销往川、黔、滇、桂等省，颇有名气。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两次路过遵义，许多指战员曾领略过董公寺窖酒的神韵，留下许多动人的传说。解放前夕，因种种原故程氏小作坊关闭，董酒在市场上也绝迹了。1956年在遵义酒精厂恢复生产，在原程氏作坊建成一个车间，翌年投产。1979年，其董酒车间析置为现酒厂。

　　该酒选用优质高梁为原料，引水口寺甘洌泉水，以大米加入95味中草药制成的小曲和小麦加入40味中草药制成的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石灰、白泥和洋桃藤泡汁拌合而成的窖泥筑成偏碱性地窖为发酵池，采用两小两大，双醅串蒸工艺，即是小曲由小窖制成的酒醅和大曲由大窖制成的香醅，两醅一次串蒸而成原酒，经分级陈贮一年以上，精心勾兑等工序酿成。

　

名酒集萃——剑南春酒

　　剑南春牌剑南春酒是四川省绵竹县剑南春酒厂的产品。1963年被命名为四川省名酒，1985年、1988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及金爵奖。1979年、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三、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88年获香港第六届国际食品展览会金花奖，1992年获德国莱比锡秋季博览会金奖。

　　绵笔直古属绵州，归剑南道辖，酿酒历史悠久。据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代开元至长庆年间，酿有“剑南之烧春”名酒。诗人李白曾于剑南“解貂赎酒”的典故，留下“士解金貂，价重洛阳”佳话。其酒又称“烧香春”。宋代酿有“蜜酒”，据《绵州志》载：“杨世昌，绵竹武都山道士，字子东，善作蜜酒，绝醇酽。东坡及得其方，作‘蜜酒歌’以遗之。”清代康熙年间，陕西三元县人朱煜见绵竹水好，开办朱天益酢坊，酿制大曲酒，后相继有杨、白、赵三家大曲作坊开业。从此大曲酒成为绵竹名产。据《绵竹县志》云：“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洁白，状若清露。”清乾隆年间太史李调元在《函海》中说：“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夏消暑，冬御寒，能止吐泻、除湿及山岚瘴气。”他还赋诗称：“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光绪年间曾列为贡酒。名泉出佳酒，《绵竹县志》云：“惟西南城外一线泉脉可酿此酒”，并指出“用城西外区井水蒸烤成酒，香而洌，若别处则否”，这泉水是著名的“诸葛井”。是三国末年，魏兵入蜀‘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守城拒敌、掘井汲水之用，后遂将井名为“诸葛井”。清代末年，绵笔直大曲酒坊有17家。1919年间“有大曲房25家，岁可出酒十数万，获钱五六万缗，销路极广”。后发展为30余家，有酒窖116个，最高年产达350多吨。1922年绵竹大曲获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1928年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章及奖状，声名鼎盛，行销各地，时人赞有“十里闻香绵竹酒，天下何人不识君？”的雅誉。1941年，酒坊有200多家，产酒200万公斤。享有盛誉的大曲烧房有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恒丰泰、天成祥、朱天益、杨恒顺等38家，拥有酒窖200个。小曲烧房有100余家，其中以第一春、曲江春、永生春、德永春等作坊著称。1951年在朱天益等烧房基础上建成绵竹酒厂，继续生产大曲酒。1958年投产高档白酒，由蜀中诗人庞石帚起名“剑南春”。1985年更为现厂名。此酒以高梁、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小麦制大曲为糖化发酵剂。其工艺有：红糟盖顶，回沙发酵，去头斩尾，清蒸熟糠，低温发酵，双轮底发酵等，配料合理，操作精细而酿成。

　　剑南春酒质无色，清澈透明，芳香浓郁，酒味醇厚，醇和回甜，酒体丰满，香味协调，恰到好处，清洌净爽，余香悠长。酒度分28度、38度、52度、60度，属浓香型大曲酒。著名书法家启功赋诗赞：

　　美酒中山逐旧尘，何如今酿剑南春。海棠十万红生颊，却是西川醉前人。作家刘心武赋诗：人间有酒香满杯，难得剑南春滋味。艰幸独留自己尝，幸福赠予天下醉。

名酒集萃——洋河大曲

　　洋河牌洋河大曲是江苏省泗阳县江苏洋河酒厂的产品。1984年获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奖，1979年、1984年、1989年在全国第三、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90年获香港中华文化名酒博览会特奖和金奖，1992年获美国纽约首届国际博览会金奖。

　　洋河镇地处白洋河和黄河之间，水陆交通畅达，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集镇，酒坊堪多，故明人有“白洋河中多沽客”的诗句。清代初期，原有山西白姓商人在洋河镇建糟坊，从山西请来酒师酿酒，其酒香甜醇厚，声名更盛，获得“福泉酒海清香美，味占江淮第一家”的赞誉。清代同治十二年编纂《徐州府志》载有“洋河大曲酒味美”。又据《中国实业志·江苏省》说：“江北之白酒，向以产于泗阳之洋河镇者著名，国人所谓‘洋河大曲’者，即此种白酒也。考详河大曲行销于大江南北者，已垂二百余年之历史，厥后渐次推展，凡在泗阳城内所产之白酒，亦以洋河大曲名之，今则‘洋河’二字，已成为白酒之代名词矣。”1915年三义酒坊所酿之酒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赛会上获银牌奖，1929年裕昌源酒坊的大曲酒在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获二等奖。1932年有八家酒坊，年产白酒经6040担，以洋河镇聚源涌、逢泰、南王人和及共他乡镇的树泉、润泉酒坊著称。1934年江苏全省物品参展。可见流传数百年的“酒味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地，游鱼得味成龙”这副对联，对洋河大曲是最精彩的赞誉。1949年在旧糟坊基础上建成现酒厂，继承传统工艺，继续生产此酒。

　　此酒清澈透明，芳香浓郁，入口柔绵，鲜爽甘甜，酒质醇厚，余香悠长。其突出特点是：“甜、绵软、净、香。”其酒有38度、48度和55度三种。

　　洋河大曲以粘高梁为原料，用当地有名的“美人泉”水酿造，用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老窖长期发酵酿成。

　　洋河酒厂进行科学酿造，合理降低酒度，连续酿成28、18度低度白酒，形成系列化。该厂28度洋河大曲于1988年在全国第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优质酒称号及银质奖。

　　书法家启功诗曰：

　　早闻佳酿出洋河，一饮琼浆发浩歌；添得少陵诗料富，仙人第九席中多。

名酒集萃——双沟大曲

　　双沟大曲系列名酒，素以色清透明、酒香浓郁、绵甜爽净、香味协调、尾净余长等特点而著称。

　　她采用优质红高梁为原料，并以优质小麦、元麦、元豆特制成的高温火曲作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工艺，经老窖适温缓慢发酵，分甑蒸馏；分段摘酒，分等入库、分级贮存，并精心勾兑而成。具有风味纯正、甘冽爽口、回味悠长等特点。主产品双沟大曲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第四、五届全国评酒会上，均初评为国家名酒，荣获金质奖。在全国同行业中首批通过国家方圆标志认证（中国方圆标志认证委员会，产品质量认证，１９９４年，Ｃ０７０３１４００８９４）和质量体系认证（１９９４年，Ｃ０７－１４０３００３９５）。

　　双沟大曲系列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海外。

　　双沟大曲系列产品９６年国内市场占有率（％）: 65.00，省内市场占有率（％）: 20.00；国内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同行业中位居第十。　　

名酒集萃——黄鹤楼酒

　　黄鹤楼牌特制黄鹤楼酒古称汉汾酒，是湖北省武汉黄鹤楼酒厂的产品。1984年获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奖，1984、1988年荣获全国第四、五届评酒会上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

　　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武昌古称江夏、汉口古称夏口属鄂州，汉阳古属汉阳郡，酿酒历史悠久。汉代酿酒及饮酒风习较为兴盛，三国鼎立时，吴国孙权在武昌钓台“酒醉水淋群臣”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南北朝时，以黄鹤楼酒品闻名，并产生了“仙人乘鹤”传说，如南朝梁人萧子显撰《南齐书》有“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相传吴黄武年间，建黄鹤楼。原江夏辛氏开酒肆，有仙道费子安常来饮酒，数载不付酒钱，后取桔皮在壁间画一鹤，“客来饮，但令拍手歌之，鹤必下舞”，经十几年，辛氏即于飞升处建楼，名黄鹤楼“。唐朝，武汉三镇酒品吸引很多文人骚客，留下很多赞酒诗句，如罗隐《忆夏口》：“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尤以崔颢《黄鹤楼》诗名闻千古，故使武汉酒品更加驰名九洲。宋代熙宁年间鄂州酒课达“五万贯以上”，《汉阳县志》载“李祈，字萧远，临汉阳酒税”。宋代真德秀、苏轼、孔武仲、晁无咎、稽宗孟，明代杨子善，清代沈宜、雷楚材，程东等文人名士均赋有赞誉武汉酒品之诗文。清代末期，只汉口就有百余酒坊，《汉口小志》载有，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说：“一般字号一般坛，价值稍低货不湛。买酒从今须仔细，绍兴大半是湖南。汉皋热酒百余坊，解渴人来靠柜旁。”当时酿有众多酒品，如《湖北通志》载：“武昌酒，旧时最著。当时酒名有冰桔烧、桂花烧、佛手露、竹叶青、状元红、女贞、百益、煤溜诸种，皆武汉所窨造。又有双米、陈老皆以秫米为之，双米即夹酒；其五加皮、玫瑰、木瓜、青梅、碧绿等名则仍汾酒、南酒、米酒所浸时亦尚之。”并特别提出“汉汾”已问世，“近通行者惟汾酒、南酒。汾酒以高梁为质，仿山西制法，用大曲酿之。南酒亦以高梁或大麦为料，其酿则专用小曲。故酒皆清辣，而汾酒味较醇厚，价亦倍昂。”又《武昌府志》载：“夏口人刘某……康熙元年，以高粱为料，作药酿酒，时人亦称汉汾酒”。以“天成糟坊”最负盛名。1915年北京国货展览会上罗恒仁酒坊所产高梁酒获三等奖，1929年德泰源酒坊的“汉汾酒”在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上获一等奖。1933年，康成造酒厂和“协康汾酒厂”被列入《近代中国实业通志》中为全国名酒厂。1952年在老天成等几家糟坊基础上建成武汉酒厂，沿用传统工艺继续生产汉汾酒，1962年在汉汾酒基础上投产特制汉汾酒。1984年以黄鹤楼古迹，改为现名。1992年易为现厂名。

　　该酒选用优质高梁为原料，以大麦、豌豆踩制的清茬曲、红心曲、后火曲为糖化发酵剂，地缸分离发酵，石板封缸，并经量质摘酒、分级贮存、精心勾兑而成。

　　特制黄鹤楼酒清澈透明，清香典型纯正，入口醇厚绵甜，香味协调，后味爽净，饮之怡人提神。酒度分39度、54度、62度三种，属清香型大曲白酒。

　　秦含章题诗：“数江边胜迹，看龟蛇两山；无意修仙阁，沧海内风物；推武汉一厂，有酒驰芳名。”

名酒集萃——郎酒

　　郎泉牌郎酒又称回沙郎酒，是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的产品。1963年被命名为四川省名酒称号，1985年、1988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及金爵奖，1979年在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荣获国家优质酒称号，1984年、1988年在全国第四、五届评酒会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1989年在香港第三届国际旅游博览会获金杯奖。

　　古蔺县古属液郎国，是古僚人的聚居地，先秦时代，以农耕为主的僚民族已有酿酒和饮酒嗜好，如从“液郎旁小邑”出土的陶制酒器就证明了这一点。清代，随着“川盐入黔”使赤水河畔二郎滩遂渐繁荣起来。乾隆十年（1745）已有大小糟房20余家。光绪三十年（1904）四川荣昌人邓惠川携家在二郎滩建“絮志酒厂”，邓娴熟酒技，其妻自幼在泸州学过配制花酒技艺，并聘本地酒师李丙山做帮手，酿制曲酒、高梁酒及配制玫瑰、杨梅等酒品出售。1924年絮志酒厂采用回沙工艺，酿成回沙郎酒出售，并将厂名更为惠川糟坊，成为当地最大的酒坊。1933年邑人雷绍清集资创办集义糟坊，并请来茅台镇成义酒坊技师郑银安及惠川糟坊酒师莫绍成酿出质量更佳的回沙郎酒，雷绍清将酒名为郎酒，声誉四传，颇有名声。1939年郑银安酒师加笞镇成义酒坊，拉走集义糟部分母糟为茅台配料使用，故而茅台酒和郎酒便成为姊女未酒。台湾学者周开庆在《四川经济志》中说：“有人曾试以郎酒、茅酒对饮，虽善饮酒者不能辨别，盖其品质原因相若也”。1944年惠川糟坊解体，1949年集义糟房也散伙，使郎酒绝迹。1957年，周恩来总理到四川视察时，指示恢复郎酒生产。同年在二郎滩建成国营郎酒厂，集聚两家糟坊技师，按传统工艺恢复生产郎酒。

　　郎酒以高梁和小麦为原料，用纯小麦制成高温曲为糖化发酵剂，引郎泉之水，其酿造工艺与茅台酒大同小异。两次投料，七次取酒，周期为九个月，按质分贮于天然溶洞的“天宝洞”和“地宝洞”，三年后再勾兑出厂。人称“山泉酿酒，深洞贮藏；泉甘酒洌，洞出奇香”。

　　郎酒呈微黄色，清澈透明，酱香突出，酒体丰满，空杯留香长，以“酱香浓郁、醇厚净爽，幽雅细腻，回甜味长”的独特风格著称。系酱香型大曲酒。酒度分39度、53度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