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趣闻合集

【洞彻内外】
　　
庆历三年（1043），包拯从端州知州任满，“中丞王拱辰所荐”而被拜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是给资历比较浅的地方官升任中央时的一个虚官。次年，也就是庆历四年（1044），包拯被改任为监察御史，掌“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这是一个主掌全国财赋的官职。这也标志着包拯从地方上转至中央，负责于全国的财政赋税。
　　
当时，有个人叫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而宋仁宗欲将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包拯与时任右司谏的张择行、唐介等据理力争，认为这张尧佐根本之所以能够出任，完全是因为张贵妃的缘故。由于包拯的开谏，大臣们纷纷尾随，于是，碍于面子，仁宗就撤了这个职，不给张尧佐了，这就是“包拯三谏宋仁宗”的第一谏。

庆历四年（1044）八月乙卯，仁宗问大臣：“如闻诸路转运案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说：“转运使掎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而包拯则紧接着继续说：“诸道转运使自兼案察及置判官以来，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欲乞于郊禋赦书内特行约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许自新。”仁宗皇帝听言，下令约束“诸路案察使”，这事记载于《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七》。包拯就官员之事，还说了几个建议，非常的受到重视。包拯请求仁宗重视“门下封驳之制”，以及废除和禁锢贪赃枉法的官吏，积极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这充分体现了包拯在任上体恤国情，充分解释他对于宋朝仁宗时“三大冗”的“冗官”的看法。
　　
不光是此，在《宋史·包拯传》里，包拯还对北方的辽国做了充分的看法。他说：“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国家每年这么的贿赂契丹，这不是防御的最好办法，应当同步的操练兵马，时刻守卫边疆。

说到了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包拯出使契丹的事了。庆历五年（1045）八月，包拯被仁宗派往契丹，正式对契丹进行国事访问。在契丹的访问期间，契丹人屡屡刁难，不过包拯都迎刃而解了。其中一个故事，被记载在《宋史·包拯传》里。“契丹令典客谓拯曰：

‘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当时，雄州是大宋的一个边境重州，而涿州此时是契丹的一个边境重州。关于涿州，宋辽还未之打过一场战，那是在宋初时的事情了。那时，宋方是著名的大将曹彬领军的。
　　
契丹典礼官对包拯信誓旦旦的说：“你们大宋在雄州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诱惑我国叛将到你们那里去刺探情报啊？”包拯将眼一转，笑笑地说：“那贵国的涿州城曾也开过便门，要刺探边疆情报，也不至于用这手段吧？”典礼官顿时哑口无言了。这是我国历史外交史中很典型的一个范例，就像新中国总理周恩来曾在外交上屡破挑衅人的诡计一样。

庆历五年（1046）十二月，包拯返回。出使契丹任务圆满完成，他一回来，便上仁宗上告说：“河北边帅宜精选，而代州尤不可轻授。今朝廷委任郭承佑，恐必败事。乞早令召还，别用能者。沿边守将畏懦不胜任者，亦乞速赐移易。”（《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八》）包拯任劳任怨，还没休息，就马上陈言，这是在宋官中很难见到的。
　　
至此，包拯来到中央，不仅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出了极大的力，而且甘心接受使命，出色的完成任务，使大宋在外交上赢得了一次胜利，而这次胜利是在宋外交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替民办事】

庆历六年（1046），包拯擢升为京东转运使。宋初，转运使是掌一路财赋，并监察地方官吏，即是我们常听到的“漕”。这官实权高于府、州行政长官。而包拯则是主要负责京东诸路（即宋州、兖州、徐州、曹州、青州、郓州、密州、齐州、济州、沂州、登州、莱州、单州、濮州、潍州、淄州、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宣化军等）的财赋，治所在宋州。其中后两军是景德三年（1006）增设的。
　　
庆历七年四月庚戌，包拯更擢升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改陕西转运使。后又改任为河北转运使，直至进京“入三司户部副使”。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秦陇斜谷在宋时专门生产造成用的木材，而当时相关部门却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而且秦陇相关的七个州为了提供造桥用的竹索，于是，便强行要求百姓去负责，致使有时候劳累百姓“恒数十万”，而包拯看见后，便如实上报，“奏罢之”。

不久，契丹又聚兵边境，“边郡稍警”，朝廷就命包拯“往河北调发军食”。包拯据实说：“漳河一带土地肥沃，但老百姓却不加以利用，而‘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却拿来当牧马之用，当还给老百姓耕种。”朝廷听从了包拯的建议。
　　
此时，包拯还发现“解州盐法”给百姓带来负面影响，于是，他就亲自去治理经营，为百姓谋切身利益。
　　
皇佑元年三月“辛丑，命户部副使包拯往河北提举计置粮草”（《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
　　
在三司户部副使任上，包拯体察民情，深入百姓中间，积极向朝廷禀告，使得百姓受益。这就是包拯之所以名扬天下，百姓父母官的一个有力历史依据，而包拯深入民间，且被小说家进行杜撰的，基本上是出自于这个时候的。

【谏官清正】
　　
皇佑二年（1050），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宋史·包拯传》中将包拯在这一时期归纳为“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 。从中可以看出，包拯充分利用职能，维护皇权，不怕得罪权臣，以求仁宗公平朝政，朝堂清明。在此间，包拯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三劾外戚张尧佐，公审冷青冒充皇子案等。
　　
皇佑二年（1050）四月，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事，那就是一个名叫冷青的人自称是皇子。此事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一》中有详细记载。当时，包拯根据诸多证据，并深入民间，进行体察暗访，终于审出这假冒皇子的诈骗案的真正事实。而这事恰恰是包拯名扬天下，受百官另眼相看的有力事件。
　　
在对仁宗谏言的时候，包拯不惜例举“唐魏郑公三疏”，希望让仁宗能够将之当成是借鉴。紧接着，包拯又上书天子应该的德行，“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光如此，包拯更是敢言去“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 ”。对于包拯的谏言，仁宗多数采用，这不止证明包拯做到了谏官该做的，也说明了仁宗重用包拯。
　　
包拯在谏官上还对国家人员的调配及使用上，公平评价并推荐。这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二》中有一例，可以证明。皇佑三年（1051）六月丁酉，包拯上言：“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险薄之名以中伤之，摈弃不用。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纮、王鼎、王绰等，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果然，这杨纮、王鼎、王绰等人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并在后来为大宋建立了赫赫功绩。如王鼎，在史书中说他是：“不为变。”“鼎前在江东，坐苛察免，及复起，治奸赃愈急，所举劾，于贵势无所避，时盗贩茶盐者众，鼎一切杖遣之。监司屡以为言，鼎不为变。”

【晚年包拯】

皇佑四年（1052年），包拯被任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这就是后人为什么称包拯为“包龙图”的原因了。
　　
包拯曾建议如边境无事时，可以将军队迁往内地休养生息，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趁着机会再次请求“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后期之忧”。包拯还表达说，如果边境一下子不能缩减的话，那么就“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包拯对宋仁宗时的“三冗”之一的“冗兵”的见解，但是这建议依旧没有得到批示。这事，反映出宋朝当权者的昏庸及目光短浅。
　　
后来，包拯被“徙知瀛州”。瀛洲，即在今河北河间附近。在瀛洲时，包拯看见各州都有挪用公款的习惯，于是，每年都累计亏损十多万，“积岁所负十余万”。包拯便上奏仁宗，“除之”。

皇佑五年（1053），时年五十五岁的包拯正在任高阳关路安抚使兼知瀛州，正为百姓谋福祉，不想传来噩耗，正当风华的儿子包繶暴病身亡。这对包拯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当时，包拯就只有包繶这一个儿子，至于后来侍婢所生的包綖，则是另话了。
　　
无比伤痛的包拯，请求朝廷将他调任至些闲职且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上。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在同年，将他调任至扬州，任知州，后又调任为庐州知州。等包拯处理好事后，又将他升任为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1055），由于包拯举荐的官员做错事，而连累了包拯。包拯被贬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至和三年（1056）八月癸丑，包拯“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郎”，并于嘉佑元年（1056）十二月，“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当时，御史里行吴中请求朝廷能够召包拯、唐介回朝。不过，此事也没有多大风响，权因宰相文彦博的那番唐介理论。这事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六》中详细记载。
　　
在开封府的这一阶段中，包拯措施大开，是包拯之所以成为包青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旧制，凡是告状的不被直接允许入官署的，而包拯大开官门，允许告状的直接入官署，即当面告诉官老爷子。于是使得“前陈曲直，吏不敢欺“的局面呈现开了。据载，当时有诸多的地方官司人员，都亲自跑到开封府里，请求包拯来断案。于是，包拯的名气更为的广传了。
　　
包拯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一次，他发现朝中大臣和当地望族私设园林，以致于占了河道，使“河塞不通”，当时正逢雨季，包拯便勒令将园林“悉毁去”。而有人却拿着这个为柄，持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说包拯强行拆迁。包拯秉公执法，拿出证据，上奏弹劾那个虚报弄假的人。而这事，更使得包拯有了声音，在老百姓心目中深根.

嘉佑三年（1058）六月庚戌，“以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七》）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有一天，包拯奏道：“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问：“卿欲谁立？”包拯回答说：“臣为宗庙万世而问。陛下问我应该立谁，这是怀疑臣。我有七十（这里出现笔误，历史上包拯享年六十四岁，疑是表达六十岁），膝下还没有儿子（介于诸多人说包拯无子，且拿出此处为论证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里并不是包拯没有儿子，而是他的儿子先于他死了），且不是谋求好处，想阿附于太子之意。”“臣为宗庙万世计耳，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仁宗听了大喜道：“这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于是，包拯又继续说道：“近年来，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希望陛下能够裁减内宫侍臣的人数以减损额外开支。”

包拯还说：“累年以来，制敕才下，未逾月而辄更，奏语方行，又随时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欲乞今后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经久，方许颁行，不可数有更易。”上言制度要谨慎下发，且不要随便更替，以免百姓失去对朝廷法度的信心。
　　
紧接着，包拯又“陈教养宗室之法”，“请条责诸路监司及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听两制得至执政私第，事多施行”。希望能够使各路行政机关能够尽职为百姓谋福，且御史府可以举荐。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应允。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包拯是个忧国忧民的，极力维护皇权的一位忠臣。
　　
当时有一个叫张方平的官，他官拜三司使，也就是最高财政长官，相对于现在就是财政部部长。但他因为越轨购买富人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书弹劾张，并使得张罢了官。但是偏偏是宋祁来接替张方平。由于宋祁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于是包拯继而的指责宋祁。宋祁被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