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趣闻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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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市民生活》一书中，历史学家伊永文介绍了宋代的“关扑”习俗，是一种博彩营销。关扑在两宋极为流行，不亚于今天的麻将，许多商家都允许买家选择以对赌代替现金支付，广大消费者们也乐此不疲。具体玩法是：当买家看中一件商品，并选择以关扑交易，商家便开出一个与商品标价相当的押注额和赢取条件，规定赢取条件的最常见方式是抛掷一组铜钱所得到的特定组合(也可以是转盘飞镖的特定区域)，铜钱抛掷结果正面曰“字”，背面曰“纯”，同时抛掷一组铜钱全为背面则曰“浑纯”，六枚皆纯曰“六纯”，十枚皆纯曰“十纯”，依此类推;若买家赢了，就取回押注并免费获得商品，否则押注归卖家。


　　通常，赢取条件会以“若干纯”来规定，设“若干”为N，则赢取概率为2的N次方(2 )，对应的等价押注额应为商品价的1/(2 )，也就是说，当条件为“单纯”(即只抛一枚铜钱)时，等价押注额即为商品价，条件为“二纯”、“三纯”、“六纯”时，等价押注额分别应为商品价的1/3、1/7和1/63，依此类推。


　　不过，好赌者往往会高估赢取概率，或有着超出常规水平的风险偏好，因而容易接受比等价条件更高的押注额或概率更小的赢取条件。所以不难想象，采用关扑的商家，不仅赚取了商品本身的利润，也会从关扑中获得额外收益。但这只是关扑带给商家的次要好处。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关扑的主要功能，是引诱消费者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不会购买的商品;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比如一壶上等美酒价值千钱，对穷人来说太奢侈了，没关系，你只须掏9文钱，以“七纯”为条件关扑，便有1/128的机会“白喝”;这样一来，只要比率足够大，没有什么奢侈富贵梦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不乏有人以大比率的关扑赢得宝马香车、良田豪宅，甚至歌伎美女。此种以小博大的关扑，尽管赢取概率很低，但并不比当今买彩票赢大奖的机会更小。


　　关扑的存在，显然可以为商家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对于穷人，这也是尝试奢侈消费的一种机会，或者说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社会等级之间隔阂。它特别适合于那些让低收入者欣羡不已，心向往之却力不从心的消费品，还有那些足以让地位低微者沿社会阶梯跃上一级的大宗资产，而容易被它打动的，也无非是当今热衷于彩票、整天做着大奖梦的那些人。

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台官纠察百官，谏官规谏君主)，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千古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者，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然而，要论当时最敢说敢做的，则非蔡襄莫属，堪称北宋第一谏臣。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县)，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成绩考取进士，名动京师，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欧阳修、余靖、尹洙论救，结果三人步范仲淹后尘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却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谏官高若讷为“不肖”。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京城内外，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认为灾害连连，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在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庆历四年(1044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宋朝人追求物质享受，奢侈风气盛行，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宋代名臣司马光就曾直言不讳：“宋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就连口碑比较好的宋仁宗晚年也是“一宴游之费十余万”。皇帝如此，大臣焉能不竞相效仿?有宋一代先后出现过六个著名的“食神”宰相，国家再富裕，恐怕也禁不起他们这么个吃法。

开国第一相赵普，历太祖、太宗两朝，两度罢相，三次任相，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对结束长期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是有贡献的。但作为一代名相，他的贪腐、馋嘴，却也登峰造极，很是令人不耻。开宝六年(973)春，宋太祖去看望病中的赵普，突然发现廊下堆有海货十瓶，打开一看，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赵普只好坦白说明，这是吴越王钱叔送来的。赵普还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收受下属贿赂，纵容下属用他的名义经商，然后从中分肥，甚至公然打击报复揭发他的官员等等，有史家送了他八个字“公忠其表、谋私其内”，虽然偏激，却也不虚。

赵普在吃上，尤其喜欢春夏之交的山羊腿肉，每餐必食数只羊腿“方解颐矣”，曾派人深入边陲与契丹贸易山羊，动辄数万钱购买山羊养在家中，以备食用。《宋史》记载：有一年冬天大雪，太祖至赵普家，“普惶惧迎拜。太祖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这里所烤的就是山羊肉。

有着“三代五宰相”之称的吕氏家族，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吕蒙正是第一人，富有传奇色彩，历史名声也很好，对下属宽厚，注意培养奖掖后进，对皇帝也不逢迎拍马。就是在吃的问题上，吕蒙正说的一套，自己做起来又是一套，被后人所诟病。有一年正月十五晚上赏灯，太宗大宴群臣，在酒兴正浓时自豪地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意思是说，皇帝您在此大摆宴席，大吃大喝，老百姓还有不少人饿肚皮呢，有什么好自豪的。吕蒙正嘴上如此说，可是做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他自己最喜欢吃鸡舌汤，史书上说他早晚都要吃，以至他家庭院里鸡毛堆积成山。

宗朝的宰相蔡京，可谓恶名昭著。不熟悉历史的人，如果读过水浒，估计对这个蔡京也不会陌生。在他的治理下，把个繁华富丽的大宋江山搞得乌烟瘴气，其作恶程度可与后来的秦桧有得一拼。蔡京在吃上比前朝的宰相们更讲究，他爱吃鹌鹑，“每一食羹即杀数百只”。想想也赫然，在蔡京如此大吃之下，鹌鹑居然没有灭绝，也算一奇迹了。《宋史》里还提到，有一日他集僚属议事，留他们吃饭，单蟹黄馍头一味就费钱达一千三百余缗(每串十钱，每十串为一缗)，厨中佣人甚多，“包子厨中缕葱丝者都自有专人”。一个寻常的家宴就花了这么多钱，也太奢侈了吧。

到了南宋，宰相秦桧爱吃宋嫂鱼羹，这里有个传奇故事，跟赵构有关。据周密写的《武林旧事》载，淳熙六年(1171)3月15日，宋高宗赵构登御舟闲游西湖，命内侍买湖中龟鱼放生，宣唤中有一卖鱼羹的妇人叫宋五嫂，自称是东京人，随驾到此，在西湖边以卖鱼羹为生。高宗吃了她做的鱼羹，十分赞赏，并念其年老，赐于金银绢匹。皇帝金口一赞，从此，宋嫂鱼羹声誉鹊起，富家巨室争相购食。秦桧自然不甘人后，常派人让这个宋嫂去秦府为他烹制。宋嫂死后，有个徒弟手艺得了她的真传，被秦桧逼迫不得将鱼羹卖与他人食，一普通鱼羹也这样，可见他“吃独食”成性。

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韩侂胄，在南宋宁宗时，以外戚身份入相，曾加开府仪同三司，权势熏天。韩侂胄拜相十四年，做过许多好事，比如崇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贬秦桧为缪丑(荒谬、丑恶)，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积极北伐，坚持抗敌。等等，可惜后来被投降派史弥远谋杀而牺牲。韩侂胄在饮食上也讲究，他家中养了数位知名厨娘，其中一个善于制作“羊头羹”，侂胄“尤重之”，每餐必用。该厨娘置办“羊头签五分，合用羊头十个”(宋代的签即是羹)，只“剔留脸肉，馀悉掷之地”，说：“此皆非贵人之所食矣。”五斤葱则仅“取条心之似韭黄者，以淡酒、醯浸喷，馀弃置了不惜”。这样浪费的吃法，当真少见。

最后就要说说贾似道了，这个理宗、度宗时的奸相，可以称为南宋的掘墓人的。《宋史》评价他：“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德祐元年(1275)正月，贾似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安庆鲁港之战，致使全军溃败，至此，南宋再无军队可与元军抗衡了，不久即亡。贾似道每餐“必欲精凿稻梁、三燕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馐嘉旨、脍炙蒸炮”，方觉“爽口快意”。除了吃得好，吃得精细，他还百般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食神”。尝宴客，炫“水陆之品”，“缕簋雕盘，方丈罗列”，价值数十万钱，不得“人为之巧”的赞语，绝不罢休。

宋仁宗年间，陇州(今陕西陇县)发生了一起错案——

　　先是陇安县产民庞仁义到县衙检控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为杀人越货的劫盗。陇安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马文千、高文密等人，移交法院审讯。高文密大概受了刑讯逼供，熬不过来，死于狱中。其余四人遂服押认罪。案子经陇州司理院(州法院)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

　　马文千之父上诉至陇州，但权领州事的孙济却不予受理。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了死刑。恰好这个时候，邻近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捕到真盗，司法系统这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

　　对陇州马文千案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立即展开。同时，宋仁宗又下诏给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赔偿”。

　　为维护司法正义，宋王朝已经建成了一套堪称历代最周密、详备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今天我们要理解宋朝的这套制度，需先了解两对概念：“故”和“失”;“入罪”和“出罪”。这两对概念经过组合，则代表了四种类型的司法犯罪：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宋人通常也将四者合称为“出入人罪”，将追究“出入人罪”法律责任的制度称为“出入人罪法”。

　　故入人罪，乃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将无罪之人判有罪，或将轻罪判为重罪;故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故意为罪犯开脱，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者重罪轻判;失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因过失，误将无罪之人入罪，或将罪轻者重判;失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因为失误，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将罪轻之人判重罪。宋朝立法对这四种错案的责任追究，是有着重大差别的。

　　对“故入人罪”的错案责任人，按《宋刑统》，惩罚非常严厉，分两种情形：一是“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意思是说，如果司法官故意将完全无罪之人判有罪，那么一旦案发，受害人所承受的罪刑将还施制造冤案的司法官。譬如一名无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后冤案若被发现，则故意错判的法官也将被判死刑。

　　另一种情形是，“从轻入重者，以所剩论”，意思是说，被告人确实有犯罪情节，但司法官故意重判，那么法官判决的实际刑罚与犯人所应承受的法定刑罚之间的那个差，就是错判的法官必须承担的罪刑，比如法官将一个本应发配五百里外服役的犯人故意判为发配一千里外服役，这额外多出来的“五百里”，就由被追究责任的法官承担，换言之，此法官将被判处发配五百里外服役。

　　不过，如果一名犯了笞杖刑轻微罪的犯人被故意错判为徒流刑以上，或者一名犯了徒流刑罪的犯人被故意错判了死刑，将不适用“以所剩论”，而是适用“以全罪论”，对冤案负责的法官必须反坐全部罪刑。

　　在一种情况下，法官故入人罪的刑事责任可获减等，那就是错判尚未执行的情况下。

　　《宋刑统》对“故出人罪”的问责，大致跟故入人罪差不多，从重处罚。一名法官不大可能无缘无故为犯人开脱罪行，往往是因为法官接受了犯人亲属的贿赂，因此，故出人罪的徇私枉法通常还伴随着贪污受贿的司法腐败。宋朝法制相对宽仁，但对官场腐败则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罚，惟独贪污罪不得赦免。

　　“失入人罪”由于不存在错判的主观故意，只是在司法过程中因为失误而造成错判，所以尽管也导致无辜者受罪，但法律对失入人罪的责任追究相对要轻于对故入人罪的问责。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的一项立法，凡司法机关失入人死罪，如果被处死刑的犯人达到三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刺配千里外牢城”;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开除公职)、“编管”(限制人身自由);负次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夺职称、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达到两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远恶处编管”;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次要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只有一名，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千里外编管”;负首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法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冲替”(调离本职)。

　　以上对法官的处罚“遇赦不原”，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经历还将成为他们仕途履历的终身污点，今后的“磨勘、酬奖、转官”均受影响。不过，如果被错判死罪的犯人尚未执行判决，相关责任人则可以“递减一等”问责。

另据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项立法，“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不得“差充法司”。意思是说，如果司法官因过失错判两个人徒罪以上，或者因过失两次错判一个人徒罪以上，将不准再在司法系统内任职。

　　相比之下，宋朝对“失出人罪”的责任追究要轻得多，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不进行问责。这当然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宁可违反现行法律，也不冤枉无辜)之司法传统的体现。不过，由于对失出人罪的处罚极轻，也可能导致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倾向于轻纵罪犯，有损司法公正。因此，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上书说：“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择利害，谁肯公心正法?”这位臣僚建议，法官失出人死罪五名，按失入人死罪一名问责;失出人徒流罪三名，按失入人徒流罪一名问责。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著为法”。

　　但八年后，即元符三年(1100年)，刑部的官员又反映说：“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尽忠恕”。皇帝从之。又恢复了“失出不坐”的惯例。

　　现在回到陇州“五人冤案”。对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审官吏的调查与问责，很快有了结果：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参军。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按当时的“失入人罪”问责制度严惩了错案责任人。仁宗皇帝又给诸州县下了一道诏书，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狱，“苟或枉滥，必罚无赦”。

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最早开创宋朝文学史文风的文坛领袖 --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1] 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1.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4] 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予官职。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成了他的恩师胥偃的女婿。
新婚不久，欧阳修就辞别家人，到洛阳去做官。当时他的领导是一位著名的前朝贵族（五代十国末代吴越王钱俶的儿子），钱惟演。
宋朝厚待吴越贵族，《百家姓》开头就是“赵钱孙李”，“赵”是宋朝皇帝的姓，“钱”就是吴越王族的姓，紧跟在皇帝后面。再加上个人的努力，钱惟演在北宋政坛占据着显赫的地位。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虽然我现在被贬到穷乡僻壤，在春天都看不见花，但我曾经在洛阳享受过那样绚烂的青春，这一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天圣九年（1031年），欧阳修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仕途崎岖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4]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
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主考礼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但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1061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晚年生活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神宗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神宗熙宁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神宗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卒于家，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2.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文章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16] 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词作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 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诗作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其他成就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22]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23]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3. 主要作品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他曾参与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传世。仅列举代表作品如下：
代表作品

文章
《朋党论》
《五代史·伶官传序》
《醉翁亭记》
《丰乐亭记》
《秋声赋》
《祭石曼卿文》
《卖油翁》

词作
《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
《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
《踏莎行（候馆梅残》）
《生查子（去年元夜时）》
《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诗作
《戏答元珍》
《题滁州醉翁亭》
《忆滁州幽谷》
《画眉鸟》
　　 　　
　　
4. 人物评价

总评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26]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28] 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历代评价
赵祯：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王安石：①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31] ②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苏轼：①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②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张芸叟：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酾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曾慥：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尤展成：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敖器之：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脱脱：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冯煦：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郭绍虞：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贺裳：有功于文，有罪于诗。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东藩：宋臣专喜迂论，与晋代之清谈，几乎相同，其不即乱亡者，赖有一二大臣为之主持耳。英宗虽入嗣仁宗，缵承大统，而其本生父则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称皇伯，毋乃不伦！欧阳修援引礼经，谓应称亲降服，议固甚当，韩琦即据以定议，于称亲之议，则请行之，于称皇称后之议，则请辞之，最得公私两全之道...微韩魏公诸人，宋室恐早不纲矣。盖舆论与清谈，其足致乱亡一也。
吉川幸次郎：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
陶德文：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
宇文所安：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


5. 轶事典故

嘉祐四真
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
三上作文

欧阳修曾对谢绛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啊。”

朝廷的节俭与贪官的奢侈：宋朝国宴吃些什么？


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三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九都详细记载了宋朝国宴的过程和完整菜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宫廷宴饮的一些情况。

　　宋朝的宫廷宴会，分好几个级别。根据《宋史》卷一百一十三记载，北宋仁宗天圣（1023—1031）之后，一级大宴在集英殿举行，二级宴会在紫宸殿举行，三级小宴在垂拱殿举行。《梦粱录》和《东京梦华录》记载的都是在集英殿举行的一级大宴。这里就根据这两种文献和《宋史》的记载，简略转述如下：

　　一级大宴，排场自然很大。宴会之前，“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番进贡、九龙五凤之状，司天鸡唱楼于其侧。”张灯结彩，铺设锦绣帷帐，豪华场面不难想见。文武百官、外国来宾都按照级别，分别坐于正殿（殿上）、侧殿（朵殿）、两边走廊，屁股下的坐垫也有严格的级别划分。每个人的座位前陈列着不能吃的食物，叫“看盘”，看盘也有等级的差别，一般人面前陈列的看盘有环饼（相当于今天的馓子）、油饼、枣塔，辽国使节面前还要增加猪、羊、鸡、鹅、兔、连骨肉等看盘。

　　宴会宣布开始之后，先是斟御酒。斟酒期间，有一系列的表演节目，口技、奏乐、舞蹈，花样挺多。开始饮酒之后，也是每饮一盏酒都要有一番音乐、舞蹈、杂技的表演。参加表演的男女，一律以红巾彩衣装束。宋朝规矩，整个宴会，一般是行酒九盏。

　　下酒的菜肴，并非一开始就摆出来的，要等到饮第三盏时才开始提供。提供什么下酒菜肴点心，《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有所不同。《东京梦华录》记载，第三盏时的下酒物有：肉（可能是白肉）、咸豉（豆豉之类）、爆肉（不知道是油锅爆炒的肉，还是像今天爆肚那样的水爆肉），还有双下驼峰角子（大概就是两种烹饪法的驼峰形饺子，比如一煮一蒸）。第四盏时上的菜肴点心有：炙子骨头（大约是烧烤脆骨，类似今天肯德基的骨肉相连）、索粉（可能是麻花之类。几位网友提示我，南方有管米粉、粉条之类东西叫“索粉”的，也有可能。这里谨对这些善意提醒的朋友一并表示感谢！）、白肉、胡饼（烧饼）。第五盏酒时提供的菜肴点心有：群仙炙（或许是荤素各种烤串）、天花饼（可能是一种芝麻烧饼）、太平毕罗（一种馅饼）、干饭（炒饭）、缕丝羹（肉丝汤，类似今天西湖牛肉羹之类）、莲花肉饼。第六盏酒时提供假鼋鱼（可能是做成鼋鱼形状的面食）、蜜浮酥捺[柰]花（可能是今天日本餐“天妇罗”或曰“甜不拉”之类）。第七盏时提供排炊羊（羊排之类）、胡饼（烧饼）、炙金肠（类似今天烤肠，呈金黄之色者）。第八盏酒时提供假沙鱼（可能跟假鼋鱼类似）、独下馒头（可能是带馅儿的小馒头）、肚羹。第九盏时提供水饭（粥）、簇饤下饭（咸菜丝之类）。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也记载了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节的九盏菜肴点心，依次是：肉、咸豉，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油饼、骨头，白肉、胡饼，群仙脔太平、毕罗，假鼋鱼，柰花索粉，假沙鱼，水饭、咸豉、旋鲊、瓜姜。记载相对简略，但东西种类相差无几。

　　单从这些菜肴点心的名目看，宋朝的国宴用料都很普通，不但没有今天高级饭店普遍采用的燕窝熊掌参鲍鱼翅之类的山珍海味，就连普通的鱼虾水产也不用。推测费用，应该不是很大。

　　朝廷是比较节俭的，但是，贪官却有奢侈无度的，例如蔡京。一次宴请部下，单是制作蟹黄馒头一味，就耗费一千三百余缗。蔡京有一次招待客人，酒后高兴，就吩咐拿出十饼江西官员贿赂的咸豉，客人发现都是用黄雀胗做的。这样的咸豉，蔡家当时还有八十多饼（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还有一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家饮食的奢侈糜费：有个人在京城（汴梁，今天开封）买了一个女人做妾，这女人自称是蔡京家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推辞说不会。主人质问她，既然做过蔡太师家厨娘，岂有不会做包子之理。这女人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细葱丝的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由此可见，水浒英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缘故的。

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称“蔬亚于谷”。宋时的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


在两浙路的临安府，蔬菜品种有苔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芥、生菜、波棱（菠菜）、莴苣、苦、姜、葱、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黄瓜、冬瓜、葫芦、瓠、芋、山药、牛蒡、萝卜、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


在江南东路的徽州，蔬菜品种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葱、姜、韭、胡荽、芸台、苜蓿、颇棱（菠菜）、芦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笋、苏、枸杞、蒿、苦、苦薏、马兰、荠、苋、藜、蕨、瓠等。


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种有菘、芥、莱菔、乌葵、白豆、莴苣、芸台、雍菜、水靳、菠、苦、、东风菜、茄、苋、胡荽、同蒿、蕨、姜、葱、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苏、香芹子、茵、陈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


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种，按《菌谱》记载，菌类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名品。

看来各地的蔬菜品种也有差别，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尤其突出。


苏轼是四川人，曾写诗赞美故乡的元修菜，“点酒下盐豉，缕橙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自称“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


他的另一首《春菜》诗说，“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丞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


南方因气候关系，冬菜比北方丰富。宋时荤素调配的菜肴也相当普遍。

宋人沿用和发展了前代的腌渍等加工技术。如开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莴苣、笋、辣瓜儿等。


临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冬瓜、笋、茭白、糟琼枝、莼菜笋、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

素食的发达当然与佛教有关，不少“士人多就禅刹素食”。有一仲殊长老，“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苏轼“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时已出现了素菜用荤腥命名的情况。如素蒸鸭是“蒸葫芦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莳萝”六种作料，加“白糖（饴）、红曲少许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样”。假煎肉是用“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葱、椒、油、酒共炒”。

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后直到清末宣统年间，科举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宋朝科举怎么考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科举新在哪儿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小说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要出状元了。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什么叫“甲科”“乙科”

    我们读古书时，经常能见到“进士甲科”、“进士乙科”之类的词语，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唐朝的科举，最初并没有甲、乙科的区别，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唐明皇为彰显文德，下了道诏旨说：“近世没有甲科，从朕开始，就要打开甲科大门，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终唐一代，“甲科”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如名臣张咏，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乙科”。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后期，甲、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出现了第三档。

    到了南宋，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不要了。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现甲、乙科之称，就比较容易区别了：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

宋朝官职制度的衍变及特点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二)中央行政机构的演变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⑶。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 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五)地方官制的特点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⑸。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謄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⑹。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⑻，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⑼，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⑽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⑾。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⑿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⒀。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 “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⒁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⒂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⒄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⒅。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 “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⒆。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⒇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 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 “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 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包拯，一位影响了千年的，在百姓心目中是断案如神，秉公办理，不畏权贵的大宋清官，更有人将之神话成冥间的“阎罗王”。除此之外，如《宋史·包拯传》中评价包拯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四大名著《水浒传》在开回中将包拯进行神话，并称作是“文曲星”化身；明末著名小说集《龙图公案》将包拯断案进行明细化，将之推崇至与忠义之神关羽并列的“公义之神”。
　　
历史上的包拯，也是和小说，电视剧中的那样神吗？诸如“包待制”、“包龙图”、“包青天”、“黑脸包公”、“包孝肃公”等等称号又是怎么来的？而据野史小说，电视剧等都包拯从小被抛弃等传说，又是真的还是假的，又经过什么背景来演化呢？

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他入戏曲之深，被演义成无所不能的超人；他束庙阁之高，被供奉为庇佑苍生的神仙。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本刊记者专赴河南等地采访，拨开历史烟雾重重的文字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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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官员，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包黑炭”。

早年至孝
包拯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知县。因父母年迈，包拯辞官不赴任。受任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许久后，包拯才去吏部接受调选，担任天长知县

清正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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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年（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知府，又升任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不久，拜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除任节度、宣徽雨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言辞很急切。又曾经建议说：“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应该操练军队选择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一次，他出使契丹，契丹命典客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京任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调任陕西，又调任河北，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契丹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
又受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除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调任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郡职，知扬州，调任到庐州，迁升刑部郎中。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开封府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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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恢复官位，调任江宁府，召任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迁谏议大夫、权且代理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七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他请求裁减内侍，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按条文督促各路监司尽忠职守，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所属官员，减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

晚年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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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任三司使时，由于买土豪的财产，包拯上章将其弹劾免官；宋祁接替了张方平，包拯又弹劾他；宋祁被免后，就由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暂代三司使。对此欧阳修说：“包拯是所谓牵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处罚已经很重了，可他又贪图肥缺来做那个职务，不也是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待在家里，以躲避代理三司的命令，过了很久才出来任职。他主持三司期间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难。包拯特此设立市场，公私实行公平买卖，此后百姓不再受到侵忧。原来司里吏员欠下金钱布匹，大多受到监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连带拘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像这一类情形的包拯都释放了他们。
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给事中，任三司使。几天以后，拜枢密副使。不久，调任礼部侍郎，但他推辞不受。
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旋即因患病逝世，终年六十四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当初，有儿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去世。崔氏守寡到死，不改嫁。包拯曾经弃逐他的媵妾，媵妾在父母家生了儿子，崔氏暗中抚慰他的母亲，让她小心地照看他。繶死后，把媵妾的儿子带回家中，取名为綖。有奏议十五卷。

高中不就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包家村（今安徽肥东县解集乡包村）人。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4月11日），包拯出生于一官宦家庭。祖父是受赠“太子少傅”的包士通，祖母是追封为“冯翊郡太夫人”的宣太夫人。父亲是进士出生，官至工部虞部司员外郎的包令仪。母亲是追封为“口阳郡太夫人”的张太夫人。
　　
包拯是春秋时的楚国大夫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世孙。祖父是包士通，常被人误写成“包世忠”，是远近驰名的忠厚人。五代时，他从老家丹阳迁至庐州合肥来避难，并定居了下来。
　　
关于包士通的记载，史书不是很多，而包拯家真正进入官僚的则是他的父亲包令仪。咸平年间，包令仪以进士之身，官至工部虞部司员外郎，主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也就是相当于在现在的国家水利部工作，主要负责宋水土资源、养殖狩猎、金银矿石开采等事，是属从六品，京官。后辞官在家，这就是包拯后来为什么自称是“生于草莽”的原因了。
　　
而包拯就是在这样的刚定居不久的官僚家庭中出生。他是独子，生下来仪表堂堂，当然不是杜撰的那样什么“黑脸儿”、“月牙儿”了，这是从现在的包公祠里可以看见的，“白脸胡须”，同样史书里也是有记载的。后来当包拯身居三品要员后，仁宗皇帝赠封其祖父为太子少傅，父为刑部侍郎、太保。

小时候的包拯，在父母亲膝下，非常的乖，而且他还准时的完成父亲所布置下来的任务。基于祖训，包拯也和家族中的其他人一样，都很重视孝，这从他后来中进士后，因父母而不仕可以看出，有句话“少有孝行，闻于乡里”就说的是包拯。
　　
大概是出生于官宦家庭的缘故吧，包拯十分清楚要想仕途必须怎么样。于是，他自小就熟读诸子百家，且时常与父一起探讨学术。出于“成家立业”，包拯在未出仕的时候，就娶了少他两岁的董氏为妻，这时，包拯已经出落成二十六的青年了。
　　
董氏也出身于官宦家庭，其曾祖父董希颜曾追随宋太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后因军功累至宁州刺史。而父亲董浩曾也做过鄂州武昌令。所以，与包拯结合，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不过，在董氏之前，包拯还娶了一位妻子，这一位姓张，不过似乎没有多少的门当户对，我查阅一些资料，发现很多都写了包拯的妻子是姓李的，但我猜想这李氏就是张氏。除此二者外，包拯还有一个小妾，是姓孙的。这个小妾，据载，是服侍包拯多年，在包拯五十九岁那年，产下一子，即包綖。
　　
不过，三位妻子中，董氏是最为出名的。董氏是包拯的贤内助，或许是出于这个吧，包拯读起书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了，果然在婚后不到三年，也就是包拯二十九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而且是甲科的。
　　
董氏为包拯生了一子二女。儿子包繶十九岁时娶淮阳崔氏为妻子，不过婚后不到二年就染病身亡了。这崔氏的母亲吕夫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吕夫人是宋三度任宰相的吕蒙正的女儿。所以包拯后来的官途之所以能够安稳，其实跟这层关系是分不开的。

言归正传，包拯自娶了娇妻，中了进士后，便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然而包拯见父母老了，便推辞了。朝廷又给包拯“监和州税”的官职。这时，包拯的父母大概是想念儿子，于是，不让包拯离开。包拯就当机立断的辞了官，奉养父母。
　　
几年后，包拯的父母亲相继病逝。而包拯在双亲的墓旁便筑起草庐来守丧。直到丧期满了，他还不愿意离开，这一点被后来的士大夫捡住，甚至一度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典例。在父老乡亲的多次催促下，包拯才接受了朝廷的安排。
　　
这就是史书上写的关于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

戴孝毕，包拯被任命为大理寺丞，知天长县，这是包拯的第一个赴任的官职，而这一年却已经是景佑四年（1037）（也有说是景佑三年），离他中进士已经有十年了。包拯是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甲科进士。此前，包拯有两个官职，但都拒绝未赴任，一个是大理评事，知建昌县，另一个是监和州税。那为什么这个官职包拯会赴任呢？我想，有四个原因。第一，父母亲死了，包拯也奉孝完毕了。第二，所谓事不过三，包拯已经两次拒绝了朝廷，假如再拒绝的话，势必会惹来言官的闲语，再说，先前两次包拯都是拿了奉养父母为借口的，此次也没了借口。第三，这天长县即今日的安徽天长市，是在包拯老家庐州合肥的东面。所以离家较近，对于包拯来说，继续的省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第四，乡亲父老极力要求及劝慰包拯赴任，尤其是那些长老。


【人物评价】
包拯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包拯性情严峻刚正，憎恶办事小吏苟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曾著家训：“后世子孙仕安者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者，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层东壁，以诏后世。”
包拯做过许多有益于百姓平民的好事，“不爱乌纱只爱民”，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宋代以来，关于包拯的口碑、话本小说、戏剧曲艺乃至当代的电影电视就演义了许许多多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故事，演义的结果，使包公的形象更丰满，甚至神化、传奇化。他成了人们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 对包拯形象的塑造和传扬始于其身前。而源于宋代的话本并红火于元代的包公戏，自明清到近世，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包拯断案的故事最为精彩，传播之广，溶进了人们炽热的“包公情”。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历代评价
士大夫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
欧阳修：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司马光：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仁宋时，包拯最名正直。
刘敞：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吴奎：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
张田：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
包顺：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
王称：拯为人不苟合，未尝伪辞色以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亦皆绝之，人多惮其方严，仕已通显，奉已俭约，如布衣时。
朱熹：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脱脱：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蔡东藩：狄青、包拯两人，垂誉至今，称颂不衰。而包龙图三字，盛名尤出狄上。即妇人孺子，无不知有包龙图者。甚且谓狄之荣显，多由包拯之力，是则子虚乌有之谈，固难取信耳。尝考狄之立功，莫大于夺昆仑关，包之成名，莫要于知开封府，著书人不敢溢美，亦不敢没善，就两人功名，择要演述，已足存其实迹；而当时朝政之得失，亦销纳其间，以视俗小说之附会荒唐，不值一噱者，固不啻霄壤之别也。此书一出，可以扫尽巵言。
胡适：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轶事典故】
清正廉明
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不畏王权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质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此后，包拯的人生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包拯一生弹人，他自己有没有被弹过？当然也有。包拯刚弹掉张方平、宋祁两任三司使，结果自己又取而代之，这是朝风大忌，欧阳修就批评包拯“蹊田夺牛”，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说他“素少学问”，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风头，不过没过多久，老包又像没事儿人一样回来继续履职。

注重实干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来金陵担任过4个月的江宁府尹，接着奉调入京任开封府尹。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
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甘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大人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然而，包拯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断案上，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到两年，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负责全国经济工作，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比如改“科率”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两年后，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国防部长，至此，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然而，63岁的包拯已经是风烛残年。宋仁宗时代相对和平，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的回报。又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包青天”。

包公断案
关于包拯断案的故事，后人演绎的成分较多，《宋史》记载的只有这么一件：宋仁宗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春，这年包拯三十九岁，赴京听调，进京前写了一首明志诗。诗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就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铭。到京后不去拜权贵，立志廉洁奉公，正身立朝，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清官。包拯接诏命，便立即天长县上任。刚到任，有个农民哭着到县衙告状，诉说坏人割了他家牛的牛舌头，请求捉拿凶手，给他申冤。这就是史书称的“牛舌案”。这虽是一个小案，但影响农耕生产，包拯详细询问后，认定是一件仇人复仇的案件，思虑后，想出个“金钩钓鱼计”，便对告状的农民说：“牛舌被割，这头牛必死，你回去杀掉买肉赚钱吧。只是不要声张，更不能说是本县叫您杀的牛，案其实并不难破。”那位农民一听，吓了一跳说：“包大人，牛舌虽无，但牛还未死，杀耕牛是违法的。”包拯说：“本县给你做主。”他只杀牛卖肉。果然包拯的神算，犯人见仇人宰杀耕牛，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到县衙告状了。包大人升堂，一拍警堂木，猛然怒喝道：“大胆狂徒，为何先割牛舌，又来告人家私宰耕牛？如此可恶还不从实招供。”罪犯一听，以为事以败露，十分惊恐，又怕刑杖之苦，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包拯断的第一个案件。
包拯“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以至于如今的包公戏基本离不开他如何善断奇案、昭雪沉冤等。事实上，除了“牛舌案”，史书再无包拯断案的其他记载，他的政绩也并不在断案上。
嘉祐四真
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
后世纪念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虽然只有一年多，但经过民间上千年的演绎和《三侠五义》的文学加工，“开封有个包青天”、“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这些都成为让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开封人民为纪念包公重建开封府，开封府位于开封市包公东湖北岸，占地六十余亩，建筑面积一万四千平方米，气势恢弘，巍峨壮观。以正厅(大堂)，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天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寅宾馆等五十余座大小殿堂。根据陈展内容的不同，大体分为九个游览区。作为主题景区，开封府坚持动静结合、雅俗共赏、历史与演义相映成趣的经营理念。在开封府，您除了能看到大批珍贵史料及有关逸事的陈展外，还能够看到“开衙仪式”“包公断案”“演武操练”以及戏剧、宋宫歌舞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使您能真切的体会到“游开封府，品味大宋文化；拜包龙图，领略人间正气”的真正含义。
开封包公湖
传说当年黄河发大水淹没了开封府衙，包公的阴阳镜落入水中，形成今天的包公湖，开封至今还流传着“死包公铡了活知府”的包公湖故事。包公湖是河南省开封市城内湖，位于宋朝古城墙内，处于古城的西南角。整个湖泊呈现西北-东南走向，像一个斜躺的葫芦，中部偏西有跨越该湖的南北路——迎宾路，西南为包公湖南路。湖泊周围有包公祠、延庆观等名胜古迹。
开封包公祠
自金、元以来，开封就建有包公祠，以纪念这位先贤。开封包公祠是为纪念包拯而恢复重建的。
是目前国内外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影响最广的专业纪念包公的场所。它坐落在七朝古都开封城内碧波荡漾、风景如画的包公湖西畔，是国家旅游局开发建设的中原旅游区的重要景点之一、河南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包公祠占地1公顷，由大殿、二殿、东西配殿、半壁廊、碑亭组成。风格古朴，庄严肃穆。东侧为灵石苑，由石雕、水榭构成，典雅别致。祠内陈展有包公铜像，龙、虎、狗铜铡，包公断案蜡像，《开封府题名记碑》、包公正史演义等文物史料。
开封包府坑
开封的老百姓纪念包公，在开封府旁修建了一座包公祠。当时，开封府署内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这块石碑仍然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包拯”两字已模糊难辨。
开封包公祠毁于明代末年，当时明军为阻挡李自成进攻，扒开了黄河大堤，大水把开封府署和包公祠都冲毁了。大水过后，只在包公祠遗址上留下一个小水潭，被称为“包府坑”。
合肥包公祠
包河有一个沙洲，名“香花墩”，传说是包拯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墩上的建筑群即是“包公祠”。明弘治年间，知府宋鉴在墩上建包公书院，让包公后裔在此处读书。到嘉靖时，书院得以重修，改名“包孝肃公祠”。
包公祠的迎面正厅是包公享堂。堂中的包拯端坐塑像，造型生动逼真，双目炯炯，慑人魂魄。塑像旁是一副对联：“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在包公像前，陈列着传说中包公生前处决犯人的三具铜铡。祠东有一口廉泉，是花亭里的一口水井。井沿是黑褐色的青石，石壁内侧，是一道道被井绳勒得极深的纹道。传说廉泉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会因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味道。普通老百姓喝了会解渴；清官喝下去，清冽可口，甘醇香甜；但是如果贪官喝下去，必定苦湿难咽，像有芒刺封喉。
合肥包河
庐州城南的一段护城河，传说包拯小时候经常在这条河边玩耍，家乡人民为纪念包公把这条河取名叫“包河”。人们在包河里种藕养鱼，包河里的藕，脆嫩无丝（私）；包河里的鲫鱼，背呈黑色（铁），象征包拯一生的“铁面无私”。

包拯墓
主词条：包孝肃公墓园
包拯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包拯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乡。后来，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公墓被破坏，当时的随葬器物也大多被盗。包公后裔将原棺和墓志迁葬于墓西三十多米处，原墓地被废为耕地。后来，当地官员误将包夫人墓当作包公墓，修葺一新，并盖有享堂。
1973年，合肥文物部门对包公及其家族墓地进行清理，从包公墓葬中出土了包公遗骨及其墓志，同时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1985年，开始动工修建包公墓园，历时三年竣工。墓园共有包氏家族的六个墓冢，按宋制修建。

肇庆包公祠
北宋熙宁年间，肇庆（古称端州）老百姓为纪念曾任过知州的包拯，修建包公祠，引来成千上万人朝拜。
四百多年后，由于祠堂年久失修，当地人又集资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该祠历代都有维修，故一直保存完好，后毁于“文化大革命”。2000年三月重建，【巍峨壮观，是肇庆的旅游热点之一。
砚洲包公楼
砚洲包公楼位于肇庆市（古称端州郡）羚羊峡下西江河中心的砚洲岛之东。距离肇庆市十多公里。自古相传，在砚洲乃北宋庆历三年包拯在端州为官时，奉诏回京时坐船途经羚羊峡口，骤被狂风恶浪困阻。包拯心思为官清正，为何离去之时江河不平，查问原因，原来是随从收了当地人临别送赠的一方端砚。包拯便把此方端砚抛下江中，时即风平浪静。后来那方端砚竟化成沙洲，称为“砚洲”。故此，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成洲”的典故。

个人著作
包拯有《包拯集》（又名《包孝肃公奏议》）传世，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27册，是研究包公和宋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九百多年来，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受后世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包拯集》并不是包拯生前亲自编撰的，而是在包拯死后，后人为了纪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这本论文集几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折、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阅世态度，尤其他关于反对增加农民负担和精兵简政的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艺术形象
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关于包拯故事的颇为丰富，在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包拯去世后，包拯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是最早的宋人创作的包拯断案故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虽不是包拯断案故事，但在篇末出现了包拯的名字：“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但总的说，在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中，包拯的故事并不多。

元曲
到了元代政治黑暗，人民期待清官，元杂曲里大量包公戏流传，保存下来的有完整剧本的清官断案戏有十六、七种，其中包拯断案的就有十一种之多，这就是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关汉卿的《蝴蝶梦》、《鲁斋郎》，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灰阑记》，曾瑞卿的《留鞋记》，武汉臣的《生金阁》，还有一种是科白不全的《张千替杀妻》。元杂曲里包拯被塑造成半人半神、可以上天入地的判官形象。主持正义又无所不能的包拯，体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这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元代百姓的呼声。平民呼唤包公，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想。

小说
《龙图公案》里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他有智有刚，是日断阳夜断阴的下凡星宿，与元曲逐渐神化的包拯相比，明代的包拯神通广大，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对包拯有求必应，有的地方神，更受他驱使。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得以更广泛的流传。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拯的身世、包拯的三口铜铡由来、开封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开封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及其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拯形象推向顶峰。
《七侠五义》
《七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得以更广泛的流传特别是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顶峰。

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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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可以如此频繁地出当今历代的戏剧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并且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通称──包公戏。包公戏的流行，从南到北，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曲种类。戏剧中的包公，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包拯，而是改编自文学包拯的带着某种理想化的包拯形象，包拯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半神半凡的超人。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专制社会下老百姓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包公戏情节曲折，是非分明，同样赢得今天观众的喜爱。京戏裘派名剧。
包拯的脸谱和传统戏剧中的所有脸谱不同，它墨黑如漆，在脑门心的位置上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这一脸谱为戏剧中的包拯专用。包拯的前额所画，俗称“月形脑门”，学名“太阴脑门”。传说中包拯刚正威严，“日断阳间夜断阴”，白天料理人间的案子，夜晚则主持阴间的讼事，需要阴阳两界的“通行证”，而这“月形脑门”，就起到“通行证”的作用。

介于以上原因，包拯便收拾了些，带着相关人员，到扬州天长县就职了。而后来关于包公断案如神，也就从这里开始的，而此时的包拯有三十八岁了。所以关于《少年包青天》里的那个年轻包拯完全是杜撰的。
　　
那么包公断案如神，到底是怎么个如神法呢？据《宋史》及《续资治通鉴》等史册记载。包拯在天长县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那就是“智破牛舌案”。这故事大家都看过的。而我怀疑《少年包青天》里第一部开场的那个包拯审猪就是根据这个故事为模板进行改编的。
　　
《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宋纪四十六》中记载：“拯尝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服。”
　　
一日，有个人上诉说有盗贼将他家的牛舌给割了。包拯见此案只有一头牛，便想来个引蛇出洞。于是，包拯就叫那个人将这头牛给杀了，大摇大摆的卖掉（“鬻”就是卖的意思）。在宋朝，有规定的，牛因为是耕作中的出力牲畜，是不可以随便宰卖的。
　　
于是，那个盗贼便来告那个杀牛的人。而包拯见那后来反告的盗贼，便大骂，并说：“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反而来告人家呢？”盗贼惊慌失措，只能招认了。这种心理战法，及至现在都还被广泛的为司法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