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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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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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三楚”主要是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的地域概念，即指所谓东楚、西楚及南楚，其地域大致涵盖了长江流域、江淮流域及其以南大半地区。在这个广大的地区，秦汉时期出现过众多的文人学者，他们为推动三楚地区的文学发展和学术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大致界定了秦汉时期“三楚”的行政区划，详细考察了三楚地区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分析其文学风格及学术文化特点，为研究就秦汉区域文学创作及文人集团的形成提供一个空间的视角。
关键词 秦汉  三楚  东楚  西楚  南楚

一  楚人文化特点



　　《左传》称楚国为“南国”或曰“荆”。《诗经·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战国鼎盛时期的楚国，其疆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苏秦对说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1]《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谿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所以，苏秦称“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2]《汉书·地理志》也称：“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3]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秦、楚对峙，双峰并立，故时人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屡次迁都，故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亦时常处在变化之中。楚国故都原本在郢（今湖北江陵），秦将白起灭郢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称陈郢。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又迁都于巨阳（今安徽阜阳）。十二年后的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几次迁都选择在淮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人到了江南，如项燕。因此，不仅江淮地区，就是黄淮地区的南部，也与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总体来看，楚国的范围大致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地以及河南、山东南部地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陕西、四川等地也有部分疆域归其所辖[4]，而江淮流域则为其核心区域。当然，江淮地区，范围至广，涉及很多郡国，归属也时有变化。秦灭楚置楚郡，其地广大，后又分置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郡等五地。《汉书·地理志》所说楚国还包括淮阳国，亦属楚郡。汉高祖四年（前203），改九江为淮南国，进一步明确了地域方位。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将淮南国改为九江郡。王莽时期曾短暂改名延平郡，但是东汉建武元年（25）又复旧名称九江郡，其辖区主要还是江淮地区。又譬如亳州（古称谯县），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谯县先后隶属于砀郡和泗水郡。两汉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谯县又属于豫州刺史范围。这个地区，既有吴国的传统，又有齐鲁文化的影响，当然，更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以长江为主干，把江淮地区放在荆楚文化圈内论述，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也自有其道理。

　　依据战国后期乃至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上述地区又可以具体分为东楚、西楚、南楚。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霸王。这代表了秦汉时期的基本看法。《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5]江陵、吴、彭城乃是楚人的核心地带。[6]笼统地说，“三楚”主要涵盖了楚国强盛时期的地理范围，但是后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东汉时期，依然为时人所使用。因此，很难从地理学的意义上作出明确无误的界定。文化的传承，民俗的演变，有着相对的承袭性和稳定性。其实道理很简单，民俗文化特征，并不会简单地就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质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就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没有一次骤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和典章制度。

　　譬如，《荀子·议兵》：“楚人剽疾”。《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亚夫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老子》一书，就是其中的理论代表。《老子》充满辩证思想，用在军事上，就是一部兵家著作。他主张在战略上以“柔弱胜刚强”。他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故曰“上善若水。”他主张在战术上 “以奇用兵”取胜：“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主张，都有其深邃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实用价值。秦灭六国，楚最感冤枉，因为连国王（楚怀王）都被扣在秦国。即便被灭之后，楚人依然怀念不已。结果，最终灭秦的还是楚人。《汉书·陈胜项籍传》就曾记载南公的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人家，一说是地名，也许这并不很重要，关键是“亡秦必楚”四字。因为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人。而且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说明楚人对于自己国家在六国中最后被灭实在不甘心，伺机而起也在所必然。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同年二十四岁的项羽亦起兵于会稽。“三楚”子弟同时起兵，显示出楚人对秦衔恨之深。

　　又譬如，楚人好巫，每事必卜。在这种浓郁的巫术氛围中，崇拜天体，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九歌·东君》就是表现太阳神的诗篇，而《离骚》中的“望舒”则是为月神驾车的神。不仅如此，天上的众星，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也时常引起楚人遐想；当然，这又不仅仅限于楚人。面对着那些无法预知、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我们的祖先往往把它纳入到社会生活中加以解释，从而形成所谓的星占术。而楚人特别擅长这类知识谱系，《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及《岁星经》等。甘德的学说，大量保存在《开元占经》中。1942年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有九百多字，分《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近年在楚地出土的文献中，多《日书》、《天文气象杂占》等，就多与星占有关。如前所述，这些学说当然不仅仅掌握在楚人手里，但为什么后来的文献考古发现却以楚地为多呢？这可能与中原文献的流失有关。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周朝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等奉周室典籍奔楚。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楚灭鲁国，也携走一批资料。而此时的秦国，推行商鞅学说，对这类典籍多所禁止。因此，楚、齐则保存较多的传统文献。这也是楚地不断发现先秦古籍的重要原因。如近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就发掘了大量的汉简，包括《脉书》、《引书》、《奏谳书》、《盖庐》、《算数书》、《二年律令》、《历谱》及汉律等［8］，对于我们了解认识中医古籍的源流，有莫大的意义。这些著作多属于阴阳家著作、医书和数学书，反映了当地导引星占之风兴盛的事实。

　　对于天人之际的众多现象特别关注，楚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论语·微子》记载楚狂人接舆的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诸如此类的意识，正是楚人影响于后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冯衍《显志赋》：“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不缘于这种意识。

二  以《齐诗》为核心的东楚文学



　　《史记·货殖列传》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9]彭城今址在徐州，在秦时，东部地区为东海郡，东北地区为琅邪郡。在西汉武帝之后，这些地区多为徐州刺史部督察。主要包括琅邪郡、东海郡、临淮郡、楚国、泗水国和广陵国等，相当于今山东东南部、江苏大部、安徽东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

　　临淮郡阴人枚乘，《汉书·艺文志》著录赋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集二卷。又有枚乘诗九首，作者尚有异说，见《玉台新咏》。《古文苑》载其《梁王兔园赋》，《西京杂记》载其《柳赋》，均为小赋。他的代表作是《上书谏吴王》，我们在《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一文中有所介绍。汉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招枚乘。枚乘因年老而死于道中。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枚乘之死具有某种重要的象征意义，譬如盘根错节的王侯文化、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等，随着武帝的登基而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他的儿子枚皋在武帝心目中就没有其父的地位了，至多被视为文学侍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百二十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大约久佚。《文心雕龙·谐隐》：“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西京杂记》卷三也记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10]而枚皋的作品，不幸多作于庙堂之下。其为后人忽略，不是没有原因的。

　　西汉时期，这个地区涌现出众多文人学者，可以说是今文经学、特别是《齐诗》的大本营。汉武帝即位之初积极倡导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就是这个地区的重要人物。他后来为窦太后所逼杀，但是对于后来者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西汉中后期，东海后苍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军人物。《汉书·儒林传》：“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11]《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注：“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当时，朝廷重臣及儒学大师，多与后苍有关，而且主要习《齐诗》。宣帝时的萧望之（前107-前47）就是重要代表。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后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苍近十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地节三年（前67）因作《雨雹对》而拜为谒者。此后，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元康五年，萧望之出为左冯翊，作《驳张敞入谷赎罪议》、《对两府难问入谷赎罪议》。萧望之此对辑入《秦汉文钞》，该书引邹东郭评：“此篇只就事发议论，不务怪僻之词，而意思敷畅。汉文之更难者。”此后，又作《乌孙元贵靡尚少主议》、《对诏问因乱灭匈奴议》、《奏驳耿寿昌增海租及近籴计》、《奏言三公非其人》等名文。宣帝临终，指定萧望之与史高、周堪等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有师傅旧恩”更为元帝所重，遂为一代名臣。《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宣帝不甚用儒”，而萧望之深得宣帝重用，其为学乃实用之学，非纯儒之学是显而易见的。

　　

与萧望之齐名的还有翼奉和匡衡，均习《齐诗》。《艺文志》孝经类著录《翼氏说》一篇。其擅长于因灾异说事，如《因灾异应诏上封事》、《因灾异上疏》等就是这类文字。更有甚者，因灾异而《上疏请徙都洛阳》，这是西汉时期较早论及迁都洛阳的文字。匡衡学术较纯，故在宣帝朝不为所重。汉元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匡衡以“材智有余”而著称，加之萧望之的支持，由此而平步青云。他的重要论文是《上疏言政治得失》， “议论滚滚，皆圣贤道理，词复宣畅”[12]。元帝建昭三年（前36）， 匡衡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作《祷高祖孝文孝武庙》、《告谢毁庙》、《奏徙南北郊》、《上言罢郊坛伪饰》、《又言罢雍鄜密上下畤》等文，又奏改《郊祀乐》诸章，都是一时的名文。这里特别应当论及的是匡衡的《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这篇文章早就引起了前人的注意。《秦汉文钞》辑录作《戒妃匹劝经学疏》，并引真西山评：“衡之奏对，在汉儒中论议最为近理，可为仲舒之亚。”又引黄贞甫曰：“（该篇）缘饰经术，其言灿然条达。”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这篇文章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从写作时间来推断，既然是作于成帝即位之初，大约在公元前30年左右。这个时期，外戚的势力逐渐抬头。刘向曾作《洪范五行传论》强调要弱外家而强宗室的重要意义。他以以历史上的事件为例，说明外戚专权，国家必然出现危难。《上外戚封事》中又提出：“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为此，刘向还编纂了著名的《列女传》作为后宫教材。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元延三年（前10），在东海尹湾村下葬了一批重要的书籍，其中就有一部《列女传》[13]。可见，刘向《列女传》至少在此年之前已经问世，并且很快就在世间流传。又敦煌汉简中有“□□分《列女传》书”之残简，当也是指《列女传》，则已远播边郡。在东汉画像中，如武梁祠画像，又“梁节姑姊”、“齐继母”、“京师节女”、“钟离春”、“梁高行”、“鲁秋胡”、“齐姑姊”、“楚昭贞姜”、“王陵母”九事，皆本于刘向《列女传》。联系到东海孝妇的传说，我们不难推想，东汉后期，忠孝节义之说，成为当时的重要观念，而在东海地区，这种观念似乎特别盛行。这与丞相匡衡的倡导及当权者的意志当然有着重要的关联。另外，这批资料中还有一部《神乌赋》，通过“鸟”嘴说的都是儒家的伦理。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这篇文章的通俗性，而从这个地区的学术背景来看，它与《齐诗》、与今文经学因灾异论事的传统等，亦相关联。

　　西汉后期东海地区重要文人还有疏广、疏受、薛宣、毌将隆、徐明等。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徐明仕元、成两朝，历五郡太守，河内太守大约为其最后职位，有赋三篇，可惜作品不存。东汉时期，东海地区的学术风气发生重要变化，就是以卫宏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应时而起。《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著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14]此外，建安七子之一的广陵陈琳、东海缪袭、王朗、王肃等，也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文人。对此，汉代学术史及中古文学史论述较多，而且，其地域的特点也不特别明显，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  以《鲁诗》为核心的西楚文学



　　《史记·货殖列传》曰：“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15]其核心地位是彭城，即今徐州。沛在其西北部，即江苏沛县。陈在其西南，即今河南淮阳地区。汝南在西南，即今河南汝南地区。而南郡则在其南部，即今湖北江陵地区。武帝之后，这个地区主要是兖州刺史所督察。当然，有些地区如南部和西部又归荆州刺史和豫州刺史所辖。而今，则相当于安徽淮河以北、江苏西北部、河南南部以及湖北北部地区。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西楚，范围非常辽阔。项羽是临淮下相人，楚汉相争之际，以彭城作为其政治军事中心，自称西楚霸王，其管辖梁楚地九郡，即东海、泗水、会稽、南阳、黔中、东郡、砀郡、楚郡、薛郡等。[16]

　　《左传·僖公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说明也是“诸夏”之一。从现代方言俗语及生活习性来看，这个地区与鲁南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根据李白凤先生的研究，商人的祖先少昊氏发迹于鲁南曲阜地区。后来经过成汤的八迁，逐渐迁徙到今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墟。商人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排挤徐人，后来索性称之曰徐夷。从青铜器制作来看，商民好饮酒，徐人则喜音乐，看来两者原本就有着较大的差异[17]。从古代氏族的发展演变看，徐人与楚人往往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所以，战国秦汉以来视徐人为西楚，除了楚人的军事征服之外，在文化传统方面也确有相近之处。譬如，《汉书·地理志》在说到三楚地区的文风时，首先就指出这里楚歌之盛：“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18]这里提到了三个楚歌传唱的地区，一是在楚国故都郢城，以屈原为中心；二是在江南吴、会，以吴王刘濞为中心；三是在淮南寿春，以刘安为中心。其实，楚歌在彭城地区也颇为流行。《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的《垓下歌》、《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大风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项羽所辖九郡，应当是楚人最后的重地，许多楚人大姓在此盘根错节。刘邦虽然也是楚人，但是在当地并没有多少影响。因此，刘邦接受了刘敬建议［19］，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同时，刘邦除封功臣为列侯外，为巩固刘氏天下而“尊王子弟”，且与臣下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于是封弟刘交为楚王，兄子刘濞为吴王，子刘肥为齐王，刘如意为赵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建为燕王。在当时全国五十四个郡中，属于诸侯王的郡有三十九个，汉代中央直属的只有十五个。其中，齐王、吴王、楚王地域最为辽阔，几乎“分天下半”[20]。诸王在封国内拥有较大的权力：第一，仿照中央政府设置官吏系统，可以任命除丞相以外的官吏。第二，诸王可以在国内征收租赋。第三，诸王可以铸造钱币。第四，诸王国官吏也以秩石多少定级别。

刘交乃刘邦同父少弟，少时与鲁穆生、白生、申培俱受诗于浮丘伯。浮丘伯，荀子学生，秦时儒生。白生、穆生及申培公均为鲁人。故刘交的学术乃以正宗鲁学为主。其中申培公研究《诗经》最精深，以《鲁诗》传授。刘交之子刘郢客即从申培公学习《鲁诗》，其孙刘辟彊亦好读《诗》，长于文章。《汉书·艺文志》著录《宗正刘辟彊赋》八篇。其曾孙刘德，乃刘辟彊之子，好黄老，亦著《阳城侯刘德赋》九篇。武帝称之刘家“千里驹”。刘德子刘向（前77—前6）、刘向子刘歆（？—23）更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刘向二十岁时，曾献赋颂凡数十篇及淮南王《枕中鸿宝苑秘书》等。根据《隋书·经籍志》等著录，刘向的作品有《刘向集》六卷、《洪范五行传论》、《别录》、《奏议》、《词赋》、《杂文》。编选有《列女传》、《新序》、《说苑》、《世说》、《新国语》。校定古籍：《礼经》十七篇、《乐记》二十三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晏子》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列子》八篇、《管子》八十六篇、《韩子》五十五篇、《邓析子》二篇、《刘向老子说》四篇、《楚辞》十六卷。[21]刘歆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乃承父业，编有《七略》，为班固编纂《汉书·艺文志》的蓝本，成为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是了解先秦至西汉学术源流的最重要的著作。刘歆另一重要学术业绩是将古文经学纳入官学。史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并力争“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22]对于东汉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汉时期这个地区出现了以儒术而位居高官的桓氏家族，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辟大司徒府，旋拜议郎，以《尚书》授皇太子。明帝朝，以帝师之故，桓荣获致高位。其子桓郁亦为侍中，也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明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桓荣从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桓荣入授明帝，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从此，世传《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根据《后汉书》注引华峤《后汉书》，桓郁又有六子：普、延、焉、俊、酆、良。桓普嗣侯，传国至曾孙。桓焉弟子也有数百人，其中黄琼、杨赐最为显贵。桓焉之兄子桓麟[23]，“所著碑、诔、赞、说、书凡二十一篇。”李贤注：“按挚虞《文章志》：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24]《隋书·经籍志》著录司徒掾《桓麟集》二卷，久佚。今存诗一首，文多篇。《七说》最为代表。《文心雕龙·杂文》：“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景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25]《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尚有征引。桓焉之兄孙桓彬，少与蔡邕齐名。桓彬卒后，“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为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窊，洁操也。乃共树碑而颂焉”[26]。因此，以儒术而荣数世之荣者，桓荣家族乃称第一。故《后汉书》论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中兴而桓氏尤盛。自桓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27]

　　此外，楚王刘英首次以郡王的身份，将佛教文化引入官方视野。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此，史书多有记载。但是上述人物多以学术闻名，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似有不足，直至东汉后期，社会层次依然较低，能够称得上名士的不多。随着谯郡曹氏父子的崛起以及沛郡丁仪、丁廙兄弟的介入，广泛吸引颍川士人及海内俊才，彻底改变整个西楚地区文学发展的面貌。由此来看，西楚地区的文学不仅承继秦汉传统，也引领了魏晋文学的发展方向。

四  南楚文学的阶段性与区域性特点



　　“三楚”中，南楚的范围最难确定。因为这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不同时期，多有变化。西汉大儒扬雄在《方言》中数十次提到“南楚”，其含义时有差异；很多情况下，甚至南楚都不足以说明确切的区域特点，就索性用“南楚江湘之间”、“南楚江淮之间”、“南楚江沔之间”、“南楚之间”、“南楚之外”、“南楚宛颖”、“吴楚”、“陈楚”、“宋楚”、“楚扬”等更具有概括性的名称[28]。因此，江淮流域、江湘流域大多可以视之为“南楚”的范围。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这个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曾在吴国势力范围之内：“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这里的“吴”就是指战国时期的吴地。后来吴为楚所灭；战国后期，秦国强大，又逼迫楚人东迁，都寿春。故《史记·货殖列传》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29]西汉前期，以淮南王刘安为中心，在寿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人集团。近年，沿长江中游地区多有重要的考古发现，说明这里曾是楚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东汉时期，隶属于荆州刺史部辖的南阳地区，文人迅速崛起，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显然，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其文化发展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点。其范围极其广泛，相当于今安徽中部、江西全境及湖南、湖北东部乃至延伸到岭南地区，因与粤接比，故其南部民俗，略同吴粤。

　　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南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荆州。据史料记载，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派王翦攻取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秦简，其中有两件木牍，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安陆士兵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就是这一年参与王剪攻陈战役之士兵家信。此时衷家住“新地城”，即今云梦古城。衷，很可能是惊的同母兄弟。所谓“新负”，当即“新妇”，当为惊之妻，“媛”乃其年幼的女儿。信开头首先问“母毋恙也”，父当已去世。信中叮嘱新妇“勉力视瞻”之丈人或两老，当指新妇之父母，两亲家当离不远。两信向其母要衣、布与钱。第二信云：“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谓自已借用别人之钱，急需要钱。这些信件，文字通俗，内容急迫，为秦代文学史平添了新的史料［30］。根据该墓出土的《编年记》，这批秦简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书写家信的第二年，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王翦、蒙武攻取荆，昌平君死，项梁自杀。楚国至此而亡。

　　这年前后，云梦龙冈也下葬了若干秦简，其中编号第185简：“取传书乡部稗官。其田及作务勿以论。”[31]其中“稗官”一词值得关注，是南楚地区保留下来的珍贵史料。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以为“如淳以‘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释稗官，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碎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古训。《周礼》：‘宰夫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此稗官即士之确证也。”[32]此说已经为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是根据秦简来看，稗官确实是小官，但是并非“无此专官”，而是乡里小官。《秦律十八种》也称“令与其稗官分。”《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33]所谓“稗官”，当是与三老等并列而称的乡里小官。

　西汉前期，南楚的文化中心地区在寿春。高帝四年曾将九江郡改为淮南国，后淮南王刘长废死。刘长有四子，文帝八年，封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十六年，又封刘长三子王淮南故地：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王封地一分为三，大大消弱了淮南王的权限。这个地区，原本就是楚人的最后一个都城的所在地，故《楚辞》甚为流行。《汉书·王褒传》载九江被公就长于《楚辞》而被征招。1977年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竹简，也有《楚辞》残篇。[34]墓主卒于文帝十五年，其封地汝阴属于楚地而距寿春很近，说明这个地区，《楚辞》非常流行。西汉初年，“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的文翁就生长在这个地区。因此，巴蜀地区，楚风的兴盛，除了地域相接这个原因之外，楚地文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35]

　　刘安都寿春后，“招宾客著书”，其中就应当包括解读《楚辞》。《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说明刘安已有成竹在胸。根据学者考证，《楚辞》的编订很可能与刘安有直接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刘向所编。事实恐非尽然。汉宣帝刘询元康五年（前61），宣帝征能为《楚辞》者，王褒、刘向、张子侨等人进献赋颂及淮南王刘安所藏《枕中鸿宝苑秘书》[36]。刘向之父曾参与刘安狱的勘察，故收罗了很多刘安的著述。其中应当就包括《楚辞》等文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曾截取《离骚传叙》［37］。为了扩充自己的名望，刘安又广招文士，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位学者共著《淮南子》，其中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篇。外篇已佚，仅存内篇。《西京杂记》卷三载：“淮南子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这里，“风霜”二字实含肃杀之气，咄咄逼人。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国的实力，不仅缩小诸侯王国的地盘，而且剥夺其自行任命官吏、自行收租等特权。对此，刘安不可能无动于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笔者拟另撰《淮南王刘安案始末辨析》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除淮南王刘安文人集团外，还有长沙王文人集团也应提及。这是当时惟一非刘姓而王者。《汉书·高祖纪》载：高祖五年，刘邦下诏：“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38]豫章非长沙国所属，最初为淮南王英布领地，后归刘长。而象郡、桂林、南海为赵佗所属，实际上虚封吴芮。这里实际上直接与南越国接境壤界，属于当时的前沿阵地。因此，对于汉朝君主来说，长沙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所以，高祖十一年之后，长沙国就由自己最亲信的子弟所职掌。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帛书《老子》、《周易》、《黄帝内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以及各类杂书，长达十二万字，涉及政治、军事、刑德、天文、地理、医学、哲学、阴阳五行等，应当都是当时文人所读的重要典籍。这个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多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长沙王君臣赋》若干篇虽然已经佚失，但是今天还能读到贾谊的重要作品，可以窥探其风格。[39]汉景帝初年，随着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这个文人集团也逐渐消歇。[40]

东汉时期，南楚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郡和南阳地区。南阳的地位更为特殊。从地理上说，“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41]。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交通要地。这些“不轨之民”中很多成为富豪，后来又协助南阳起家的刘秀争夺天下。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十人为南阳出身。东汉一代南阳出了五个皇后，一个贵人，并有七个公主封于南阳。因此，光武帝多次下令减免南阳租赋，故而帝乡为人所向往，自然成为全国最大的郡。南郡文人如王逸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又有赋、诔、书、论及杂文等二十一篇，《汉诗》百二十三篇。其子王延寿著《鲁灵光殿赋》最为著名。当时大儒蔡邕曾亦撰同题赋，后来见到王延寿的作品自叹弗如。此外，胡广（91—172）也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文人。史载：“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42]此外，还有《汉书注》、《汉制度》等，久已失传。《隋书·经籍志》著录《胡广集》二卷，今存文二十二篇，雍容华贵，充满贵族气息。

　　刘秀虽以武力并天下，但是他的后人及外戚家族，却多文学之士。先看其宗族：

　　刘辅（？—88），即沛献王，光武帝之子。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刘睦（？—73），光武帝兄北海敬王刘縯之孙，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为当世楷则。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复，刘縯之孙，也以著述闻名当时，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从其游。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騊駼，刘复之子。永宁中，邓太后诏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等参与《东观汉记》中的《名臣传》、《列士传》。又作赋、颂、书、论凡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刘騊駼集》一卷。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毅，刘縯曾孙，初封平望侯。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文苑列传》。

　　刘珍（？—126），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邓后诏刘珍与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等校书东观，又与刘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43]。自著诔、颂、连珠凡七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刘珍集》二卷。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44]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文苑列传》。

　　刘辩，汉灵帝子，即位为汉少帝。不久即被董卓废为弘农王，旋被杀。临死作悲歌一首：“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其夫人唐姬也起舞抗袖而歌：“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见《后汉书·皇后纪》。

南阳刘氏其外家如朱祐[45]，字仲先，建武初年为建义大将军、堵阳侯。著有《奏改褚诸王为公》、《奏三公去大》。樊准，字幼陵，其曾祖樊宏为光武帝刘秀之舅，樊准少励志行，修儒术。其他著名学者如名重一时的“小冠杜子夏”杜钦、以“博通经记”著名的尹敏、奏议被推为“台阁为式”的左雄[46]以及《易通论》的作者洼丹、《崇厚论》《绝交论》的作者朱穆、《仁孝论》的作者延笃等，都出自南阳。特别是汉末的张衡，更为是南阳文学平添了亮丽的色彩。史载，张衡“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其中，《灵宪》一卷，《隋书·经籍志》子部天文类著录。又有《黄帝飞鸟历》一卷，见五行类著录。集部著录《张衡集》十一卷。今存文三十九篇，诗九首。其代表作是《四愁诗》、《归田赋》、《两京赋》，均收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可见他的创作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东汉后期，以黄香、黄琼父子为代表的杰出作家崛起于江夏；刘表于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190年）受诏为荆州刺史，结交当地豪族，一时称盛。据《刘镇南碑》记载，当地豪族士人蒯越、蔡瑁等“南抚衡阳，东绥菑沂，西靖巫山，保义四疆。”刘表本无平定中原的雄心，却有抚定民心的才能。《后汉书》本传记载其“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凯、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47]仅关中一地，汉末战乱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48]从此至建安十三年约近二十年间，荆州成为汉末之一重要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有文学作品传世者如祢衡、王粲、繁钦、邯郸淳、诸葛亮、傅巽等，均为一时之选。此外，学者名士如赵岐、和洽、刘廙、杜夔、刘巴、宋忠（衷）等也曾云集于此。所以王粲对曹操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49]《艺文类聚》卷三十八载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云：“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徙焉。”“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50]这里俨然成为当时一个引人瞩目的文人中心。刘琮投降曹操后，“蒯越等侯者十五人”都投奔了北方。这十五人除了王粲、傅巽外，都是荆州名士。《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载，曹操因韩嵩名重，又“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51]启用了很多荆州人士。可见建安文学的繁荣，荆州文学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战国策·楚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第500页。

[2]《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8页。

[3]《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6页。

[4]《汉书·地理志》：“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5]《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页。

[6]《路史·国名记》：“东楚海州，南楚广陵。……故厉王胥都广陵，为南楚，元王交都彭城，为东楚，而唐复以楚州为东楚郡。”即以彭城为东楚，以广陵为南楚。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一亦有类似看法：“似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羽既都彭城而东有吴、会稽诸郡，乃以西楚为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兼其中矣。又据彼传，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之南，东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西可称西楚，彭城以东可称东楚也。”（《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当以《史记》记载为准。

[7] 参见美国学者鲁滨孙《新史学》第六章《罗马的灭亡》，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7页。

[8]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9]《史记·货殖列传》，第3267页。

[10]《西京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11]《汉书·儒林传》，第3613页。

[12]《秦汉文钞》辑录并引林次崖评语。

[13]1993年在江苏东海县尹湾村出土西汉后期简牍，约四万馀字，包括《东海郡吏员簿》、《历谱》、《神乌傅（赋）》、《列女传》、《楚相内史对》、《弟子职》、《六甲阴阳书》等。据《文物》1996年第8期所刊《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报告》，墓主师饶在成帝时任东海郡功曹史，因而简牍包括本郡簿籍，还有墓主本人行事记录和所用名谒。其下葬的年代为元延三年（前10）。

[14]《后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5-2576页。

[15]《史记·货殖列传》，第3267页。

[16] 九郡，各家解说不同。此据全祖望之说。钱大晰以为泗水、东阳、东海、会稽、砀郡、薛郡、鄣郡、吴郡、东郡。刘文淇以为会稽、东阳、泗水、颍川、鄣郡、郯郡、薛郡、砀郡、东郡。姚鼐以为泗水、东海、东阳、会稽、砀郡、陈郡、东郡、鄣郡、薛郡。王先谦《汉书补注》辑录上述诸说之后认为，所谓梁楚地九郡，应以秦置郡名为定，因此，赞同全祖望之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

[17] 李白凤《东夷杂考·徐夷考》，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94页。

[18]《汉书·地理志》，第1668页。

[19]《汉书·艺文志》有《刘敬》三篇行世。

[20]《汉书·荊燕吳傳》载晁错上景帝书说：“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21] 此外，世间所传《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周易系辞义》二卷、《九章差重》一卷、《刘向谶》二卷、《列仙传》二卷、《列士传》二卷、《孝子图传》、《关尹子叙录》、《子华子叙录》、《于陵子叙录》、《春秋谷梁传说》等均系伪书。

[22]《汉书·楚元王传》，第1967页。

[23]麟，一作驎。《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文士传》云：驎伯父焉为太尉，驎年十二，在坐，焉告客曰：此吾弟子，有异才，殊能做诗赋。”

[24]《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第1260页。

[25]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26]《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第1262页。

[27]《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第1261页。

[28] 参见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1993年版。

[29]《史记·货殖列传》，第3268-3270页。

[30]《文物》1976年第9期载有《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周凤五据此而作《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很有见地（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

[31]刘信芳、梁柱编《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32]《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5页。

[33]《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42页。

　　[34]《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2年第2期。

　　[35]参见拙文《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略论》，《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6]参见拙著《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4-225页。

[37]参见张大明《楚辞文献学史论考》，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9页。

[38]《汉书·高祖纪》，第53页。

[39] 参见拙文《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文史哲》2006年第2期。

[40] 参见拙文《江南的开发与文学的发轫》，《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41]《史记·货殖列传》，第3269页。

　　[42]《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第1511页。

　　[43]《后汉书·皇后纪》：“（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按《史通·古今正史》：“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1页）

　　[44]《释名》作者尚有争议，参见《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0页。

　　[45]《后汉书》校记以为当作朱祜。严可均作朱祐，为光武帝外甥辈。

　　[46]《文心雕龙·章表》：“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47]《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第2421页。

[48]《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0页。

[49]《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598页。

[50]《艺文类聚》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93页。

[51]《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第2424页。



　　*本文作得到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跃进，1958年生。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发表过专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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